建军大业:失去灵魂的八一献礼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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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0日,在中国朱日和训练场,一场庆祝中国解放军建军90周年的阅兵开始了。这一日,献礼片《建军大业》也声势浩大的占领了电影院的半壁江山。

此次阅兵,党旗在国旗前成为舆论热点(图源:新华社)

在阅兵式上,中共党旗和出现中国国旗同时出现在护旗方队中。在阅兵结束后,军委主席习近平的讲话中“党指挥枪”依旧是重点中的重点。

只要对中共党史稍有了解的人便知,经历过三湾改编、古田会议等一系列事件后,“党指挥枪”成为中共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这也是中共军队与旧式军阀的区别。

在《建军大业》中,南昌起义之后,三坝河一场火焰秀成了重点,真正为军队注入灵魂的三湾改编被一句带过。

导演刘伟强的黑帮电影获得无数赞誉,但他坦言,他并不懂这段历史。报道称,刘伟强恶补了这段历史,最后选择了南昌起义和三坝河战役。

片子很燃,很激情,但刘伟强无疑没有读懂这段历史,“对整个建军历史上的轻重缓急没有搞清楚侧重点,甚至对当时的人物心态把握也完全不到位”,这也是不少影评指出的地方。

江南愤青心指出:“三大起义失败后,很多人选择离开,很多人选择留下,也有很多人选择叛变。期间很多人迷茫,很多人失望,也有很多人随波逐流,不知何去何从。”这是中共最黑暗的时刻,显然,刘伟强最用心的三坝河战争场面肩负不起重塑中共信仰的重任。

中共的失败

南昌起义是中共与国民党决裂的开始,然而武装起义反抗后又该何去何从,中共此时的领袖们是迷茫的。幸好,此时的毛泽东已经完成了他的农村试验。

受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中共一直将目光放在工人身上的,只有彭湃一头扎进了广东海丰老家开展农民活动,结果出乎意料的好,引起了中央的重视,也仅仅是重视。直到毛泽东1925年回乡过春节时才体会到“农民变得非常富有战斗性”,于是“发动了一个把农村组织起来的运动”,结果颇具影响,而且它昭示出中共可以在经济上实现独立。

以上种种使毛泽东确信“农民问题乃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

正是带着这种自信,已经失去军事领导权的毛泽东在秋收起义时大胆否定“浏阳直攻长沙”的意见,准备把部队引向罗霄山脉建立革命根据地。

这个决定在今天看来无比正确,在当时无人能理解。尤其起义幸存部队一路走来不断遭到攻击,失败似成定局,逃亡变成公开的事。“如果不是这样(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红军即使不被强大的敌人消灭,也只能变成流寇”。罗荣桓日后如是说。

可是在解放军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三湾改编迎来的是反对。面对秋收部队主要领导人质疑“党建在连上”,毛泽东不得不搬出叶挺独立团的成功经验,才勉强使这个提议通过。

在改编中,毛泽东在部队各级都设立了党的组织,班设小组,连有支部,营、团有党委。这是一个重大的创造,它对于党整合军队并在军队中顺利实现毛泽东的意志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离党指挥枪还有一段距离。另一项改变是将黄埔军校中使用的党代表制度引入到军队中。

三湾改编后,军队在连以上设立党代表,担任党组织书记,专做连以上的思想政治工作。这样,党代表制度就使得军队中各层级逐步形成了双首长负责制。这实质上就是为了加强党对军队的整合,有效实现党对军队的领导。

但是挑战马上出现了,在井冈山上,工农革命军师长余洒度准备离队去长沙。稍后,团长陈浩与副团长徐恕、第一营营长黄子吉也准备带着部队离开。只是他们的运气实在不好,适逢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前来与工农革命军会合,三人被捕并被处决。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亲自下令处决叛徒。

陈浩是否叛变充满了谜团,可以肯定的是,余洒度与陈浩认同的都是中共中央的意见,他们要去大城市干革命,不愿留在山沟里动员农民。这是外国经验与中国道路的第一次碰撞,而这种交锋还将继续。

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保安与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部分干部合影。前排左起:罗荣桓、张文彬、陈光、杨立三、陈琛、宋裕和、林彪;后排左一为赵尔陆、左六为毛泽东、左八为谢今古( 图源:浙江图书馆)

疯狂的李立三

就在毛泽东与朱德一头扎进农村,摸索“农村包围城市”时,这种“落草”行为让中共临时中央极度不满,1927年1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决定,撤销了毛泽东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湖南省委委员的职务。

虽然井冈山根据地壮大后开始向外围发展,并得到了认可。1929年一封“九月来信”恢复了毛泽东“仍为前委书记”,并在古田会议上重新用党指挥枪武装了红军的思想。

然而工人运动出身的李立三始终看不起毛泽东建立农村根据地的做法,在他彻底掌握大权后,于1930年6月亲自起草《中央致四军前委信》指责毛朱“你们现在完全反映农民意识,在政治上表现出来的机会主义错误。”

纵使农村根据地欣欣向荣,李立三还是认为“乡村是统治阶级的四肢,城市才是他们的头脑与心腹。”斩首才能完成致命一击,而斩首要依靠武装暴动。这种观点发展到极致就是“立三路线”:趁1930年6月中原大战时发动全面战争夺权。

这个想法太疯狂,苏联人可以干净利落的断掉了中共经费,让李立三只能去莫斯科接受批判,却不能阻止已经向大城市发起攻击的红军。这些在军阀混战中发展出的10万红军根本不具有与国民党军一战的实力,彭德怀靠着伤亡惨重的硬拼拿下了长沙,却无力防守,不得不撤离,而被李立三批评的毛泽东与朱德阳奉阴违,直接在南昌边上转了一圈就撤走了。

这也足以震惊全国了,一时间“武汉亦感恐慌”、“武汉再有不幸,则长江上游均属共有矣。”蒋介石不明白当年的漏网之鱼为什么能壮大到可以后院起火的地步,他不顾中原大战尚未结束,任命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为“鄂湘赣三省剿匪总指挥”,旷日长久的“剿共”拉开序幕。

原则确立

第四次围剿失败后,蒋介石恼羞成怒,发兵百万开始第五次围剿,而此时红军由博古的顾问苏联李德负责指挥,与蒋介石开展了阵地战。结果可想而知,红军主力在李德亲自指挥的广昌战斗中几近覆灭,只能选择长征突围。

蒋介石对第五次围剿的结局想过很多,就是没有想到红军会选择突围。他在江西剿灭红军的计划落空,只得自我安慰“不论共军是南下或西行、北进,只要他离开江西,就除去我心腹之患。”不得不说,蒋介石关于中共的预言总是一错再错却又死不悔过,最终在台湾岛上天天悔过。

长征中,毛泽东虽然高居中共的核心,却被兵多将广的张国焘几番“逼宫”,要求改组中共中央。多年后,毛泽东还对此刻骨铭心,认为这是“一生中最黑暗的一段路程”。

毛泽东无论多么自信道路正确,他也只能出走等张国焘南下遭遇失败后重新与中央会合,这让他无比相信“党指挥枪”的重要性。

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上,已经成为中共实际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在大会的总结报告中首次在全党层面,明确提出“党指挥枪”的原则。“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决不能争,再也不要学张国焘),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现在是民族抗战,还要争民族的兵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

这个原则一经确立就再无动摇,直至今日。这也是中共最终能在国共内战中获胜的原因。

中共的对手蒋介石始终没有明白这一点,他也曾怀念北伐时期,军人视死如归奋勇向前,但他忘了那时的北伐军之所以如此,还是因为有党的领导,有中共党员担任各级政工干部,赋予了军队灵魂。

刘伟强也始终不明白这一点,一部以“建军”之名的电影只有大场面却将“党指挥枪”一笔带过。正如网友所说:明白这段历史的自然明白,不明白这段历史的看完后依旧不明白,这也就难怪被网友恶搞为“黑帮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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