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分归晋:司马氏为何难保天下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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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播剧《军师联盟》称该剧以三国时期“魏国”为故事大本营,通过对权谋与情感的描述,抒写魏国大军师司马懿如履薄冰、机智传奇、谋冠天下的历史故事。下部在2017年下半年也会登场。

然而这部剧与正史有相当大的差别,司马懿的野心并没有结束乱世,而是拉开了动荡年代的序幕。

曹操心病:失之以名的政变

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

魏晋及其后的南北朝就是这么一个名不正、言不顺的时代。

公元二世纪末至三世纪初的中国,种种深层和表层的社会矛盾全面爆发,阉竖乱政、外戚专权、胡狄侵扰和声势浩大的黄巾起义,通过内部侵蚀和外部冲击,最终摧毁了汉朝帝国大厦,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秩序全面崩溃。从此,中国历史进入了长达四个世纪之久的动荡时代。

《三国演义》中有一段提纲挈领、也是耳熟能详的话: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然而西晋满打满算才51年寿命,东晋又与北朝并存,此时的中国,何以要走上分崩割据的衰运?

钱穆在《国史大纲》中给出了答案:一个政权的生命,必须依赖於某一种理论之支撑。此种理论同时即应是正义。正义授予政权以光明,而后此政权可以绵延不倒。否则此政权将为一种黑暗的势力,黑暗根本无可存在,必趋消失。

曹操及其子曹丕固然挟天子以令诸侯,借着汉相名位铲除异己,却也依仗着东汉中央政府之威灵。曹丕的名为禅让、实为篡位之行却没有一个坦白响亮的理由。

魏武述志令自称:“天下无有孤,不知几人称王,几人称帝?”此不足为篡窃的正当理由。曹操不能自己做周文王,曹丕又不能做周武王,没有大罪过的汗献帝被迫让出帝位,可谓名不正而言不顺。有了曹氏父子的亲身做表率,司马氏暗下勾结时几个贵族再来篡窃曹氏的天下也就是顺利成章的事情了。

司马氏所构建起来的晋朝看上去很美——凭借其经济与军事实力,在公元263年西灭蜀汉之后,复于公元280年东吞孙吴,重新实现了统一。但这统一十分短暂,经济恢复、天下晏然的好景只是昙花一现。

自两汉以来不断积攒起来的众多深层的社会矛盾,并未因表面上的政治统一而迅速消弭,通过玩弄政治权术、欺人孤儿寡妇和残酷杀戮政敌而篡立的司马氏政权,尚未与文人群体得到和解、实现社会的全面重构,就因皇族内部矛盾激化而爆发的“八王之乱”而骤然分崩离析。

曹操父子的作为成为了司马氏的表率(图源:VCG)

西晋时文人的非正常集体死亡

孔子的最高政治抱负是效仿德治规范尧舜禹,开创天下为公、大道之行的安民、利民调和幸福大同社会。正是孔子持有这种思想,造成了儒家不仅是入世之学,且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其最高的成就乃是经世致用,实现治国平天下。

儒家士大夫虽然谨记孔夫子的“士志于道”,坚信儒家的信仰(道)尊于王权,但在政治实践之中,“道”却不得不借助于“势”,看君主的脸色,借“势”的跑道践行“道”的理想。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学说与王权政治紧密结合起来。儒者借助统治者的权力来实现他们的道德理想,政治上的褒贬赏罚乃至生杀予夺成了保证伦理规范得以遵循的外在力量。统治者又依靠儒家伦理学说感染教化的功能来维护社会的秩序、稳定和运转。当儒学已经变成追名逐利的道路,汉代儒生大多失去了传统上“处士横议”的现实批判精神和“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理想追求,名教愈发虚伪化。这种情况随着东汉末叶及魏晋之际的政治危机而愈加恶化,终于演化成全社会的道德危机。

从东汉末年的两次党锢之祸开始,文人群体就走上了背离儒学之路。说是背离,其实还是对没有明君的失望。李膺等名士以清议之道与宦官集团对抗,其最终目的也是以政通人和为目标。然而,直到东汉因上层腐化、士族离心而覆灭,也没用出现明君,三分天下的乱世中没有真正的强者可以将离心的士族团结起来,反而更加危险。

事实上,清议之道在乱世中毫无用处。如果想要在三国混战中取得胜利,真正的人才就显得格外重要。

曹操做出过尝试,他杀孔融与杨修有意抑士族,并发布有名的魏武三诏令:天下未定。求贤之急时也。若必廉士而后可用,齐恒其何以霸?今天下得无盗嫂受金,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惟才是举,吾得用之。(建安十五年);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弃矣。(十九年);韩信、陈平,成就王业。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不敢东乡,在楚,三晋不敢南谋。今天下得无高才异质,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二十二年令)。

此三令可谓求贤如渴,只要“惟才是举”虽“不仁不孝”亦所勿遗。

经过曹操的一番努力,汉末的清议被一扫而空,昂扬向上、积极用世、建功立业的精神风貌重新出现。刘勰《文心雕龙.时序》中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他们试图改变现实,建功立业,实现政治理想,这就形成了建安文学“慷慨悲凉”的诗风。

即便如此,曹操还是杀了实干家崔琰、囚了毛玠。曹丕最终靠与士族和解的方式夺取了帝位,迈出了天下归心的第一步。不过实在要说造化弄人,曹丕与曹睿过于短命,曹魏王朝还来不及用政清人和解决政权合法性危机,就被司马氏夺了权。而那些与曹氏和解的士族们,则被残酷的清洗掉了,阮籍其诗曰“天网弥四野,六翮掩不舒”,比喻当时政治形势犹如“天网”,足见出当时司马氏杀戮政策的广泛和严酷。

根据《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统计,魏晋时期共收录文人237人,其中属于非正常死亡的有83人,占整体人数的三分之一。这里固然有连年乱战导致的死亡,但83人中,魏晋西晋就死亡41人,房玄龄在《晋书》中所述“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并非虚言。

在残酷的屠戮前,是效忠于司马氏还是归隐山林?这是个问题。

竹林七贤并非以清谈为志(图源:杨柳青年画网)

求仕而不能得的假象

魏正始年间,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七人常聚在当时的山阳县竹林之下,肆意酣畅,世谓竹林七贤。

可这七贤实际上也不是铁板一块,七贤中最够格称上名士的是嵇康和阮籍,山涛和王戎是七贤中在官场上混得最得意的两位,刘伶、阮咸、向秀三人的成就最不明朗。虽然竹林七贤已经高士的象征,山涛的积极入世才是竹林七贤的本愿。

先来看看山涛,山涛是幸运的,他凭借和司马氏的姻亲关系进入了司马师的视线,虽然年轻时也狂放不羁地与嵇康、嵇康悠游于学问和山水间,但他还是在40岁时走入官场,从基层干到司徒,长期主管人事,七十九岁得以善终。

山涛政治上富有远见,在司马懿时便能洞察其篡权之心,远避祸事。他也是处理人际关系的高手,在政治旋涡中游刃有余。山涛步入官场后,一向有长者风范,不与同僚相争。司马昭手下有三名得力干将:钟会、裴秀、山涛。裴秀与钟会争权夺利,互不相让。而山涛总是站在公正的立场上,心平气和地从中调停,让两人能够和平相处。虽然钟会和裴秀彼此互不相让,但对山涛不仅不怨恨,还非常佩服。除此之外,在当时混乱的党派之争中,他不仅不拉帮结派,还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化解矛盾,对稳定政局起到很大作用。

相反,嵇康隶属于曹魏集团,他的一生与曹魏集团是紧密相连,嵇康妻沛穆王曹纬之女,与魏宗室联姻,历官郎中,拜中散大夫,仕途亨通,世称嵇中散。面对篡位成功的司马氏集团,嵇康选择了忠于曹魏、排斥司马氏的政治立场。当司马氏将礼法该造成混淆名分、谋权篡位的帮凶后,嵇康用“越名教而任自然”,“非汤武而薄周孔”,对儒家进行了深刻的批判,用这种反儒家的方式反对司马氏,从现实处世到文学艺术都与司马氏处处对立,最终换来广陵绝唱。

对比嵇康,阮籍之父也曾是曹操的幕僚,且常是曹丕、曹植兄弟的座上客,把酒吟诗,以诗会友,成为以曹氏兄弟为首的邺下文人集团的一员重将。或许是没有嵇康与曹魏的关系紧密,也或许是没有统治者对立的勇士,阮籍一直在朝中为官,只是从以前具有改革精神的实干家,变为与酒为伴、放荡不羁的狂人。

颠倒的社会塑造了颠倒的人格,嵇康与阮籍对当权者的不满以独立于世俗之外的放浪不羁表现出来,而他们内心的纠结却无人可知:嵇康在临刑的前刻,做了一章《家诫》给十岁小儿嵇绍,教育他千万不要学他的样,其诲语谆谆,洋洋千言;阮籍之子羡慕竹林名士的自由自在,也想仿效,阮籍却说你们这辈有阮咸一人就够了。

可惜后人终不能理解他们内心的纠结,恐怕也不会在意嵇绍为了保护晋惠帝而亡。后人盛赞他们为“魏晋风骨”,只学其表象,清谈之风终于蔓延整个社会。此时,也就离东晋的覆灭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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