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南巡幕后:记者不敢写的两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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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年轻人讨要赠言时,陈锡添喜欢送人“机遇只垂青有准备的头脑”。对陈锡添来说,最大的机遇莫过于邓小平1992年视察深圳时,他被深圳市指派为惟一的文字记者。当年3月26日问世的《东方风来满眼春》使他一举成名天下知。文名之盛,使人淡忘了他的“官身”:写“东风”时,他已是《深圳特区报》副总编辑。过了几年,他又先后被任命为该报总编辑和《香港商报》总编辑。本文摘自2003年7月10日《南方周末》,原题为《<东方风来满眼春>发表前后——访<深圳特区报>原总编辑陈锡添》。

邓小平南巡讲话宣布谁不听话谁下台,意味着“邓小平道路”从此畅通无阻(图源:VCG)

《东方风来满眼春》有“遗憾”之笔

在最近出版的《我崇仰,我批判——穿行在人大的岁月》一书里,中国人民大学校友把陈锡添的《东方风来满眼春》与胡福明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列为最令他们自豪的两篇“历史关头的雄文”。事隔十一年,现在再看,陈锡添坦言这篇文章有一个最遗憾的地方,就是没有把邓小平的一段很重要的谈话写上去:“邓小平有一段话:‘不要搞政治运动,不要搞形式主义,领导头脑要清醒,不要影响工作。’这四句是原话,我记得非常清楚。这四句话听起来很散,但连贯性是很强的———不要搞政治运动,不要搞形式主义,说明你的政治运动就是形式主义﹔领导头脑要清醒,说明你搞政治运动的领导的头脑不清醒﹔不要影响工作,说明你搞政治运动、形式主义是领导头脑不清醒,就是在影响工作,所以不要搞政治运动。”但这几句话临上版之前,陈锡添把它删掉了,因为当时正在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另外,小平同志还说:‘年纪大了,要自觉下来,否则容易犯错误。像我这样年纪老了,记忆力差,讲话又口吃,所以我们这些老人应该下来,全心全意扶持年轻人上去。’等等,这些我都没敢写。”

“不敢写,说明当时我的思想不够解放。”陈锡添实事求是地评价自己。

“这个稿子不发出去,一辈子遗憾”

当时陈锡添是《深圳特区报》的副总编,在当地颇有文名,江泽民、李鹏等领导人视察深圳时,市委都曾指派他去采访。

在采访中,我们问:“您对小平在深圳活动的采访是1992年1月23日结束的,《东方风来满眼春》发表却是3月26日,为什么会相隔两个月?”

陈锡添回答:“这是外国记者问我最多,而且是我最要回避的问题。我去美国访问的时候,有一个记者跟着我,第一个问题就问这个。据说小平同志视察深圳时自己提出‘三不’:不题词,不接见,不报道。第二天通知我们,没有报道任务。我心里想这个稿子不发出去,一辈子遗憾。所以我一天到晚盯着他,像一个保卫一样,站在他旁边,认真地听,认真地记。”

陈锡添一直在琢磨写作和发表的时机。不久,党内通过中央文件的形式将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谈话作了传达。那时,陈锡添就想,能不能在适当的时候,以新闻通讯特有的优势,活灵活现地将小平在深圳的言谈举止来一个大展示。于是,陈锡添更留意对采访记录的整理和核实。只是日常工作太忙,一直没有动笔。

说起来,真是好事多磨。陈锡添刚要动笔,3月19日下午,市委宣传部又来通知,让他立即动手写作电视纪录片《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的解说词。三天时间完成8000多字,21日晚回到家,陈锡添才得以睡了一个囫囵觉。为了抢时间,采取了边写边发排的方式。24日下午,陈锡添收笔。当天晚上,社长区汇文审阅了全部发排好的小样。25日上午,陈锡添和社长就一起拿着稿件去市委宣传部送审。

有传言说,有重要领导支持或者暗示陈锡添写这篇通讯,对这种说法,陈锡添用力地挥了一下手,肯定地予以反驳:“这是猜测。绝对没有,在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杨广慧说了‘发吧’之前,没有任何一位比杨部长职位更高的领导有过这样的指示或暗示。”

文章在3月26日见报后,陈锡添并没有如释重负的感觉:“当时这篇文章发出去后,我就害怕了,睡不着觉。不是怕丢官。乌纱帽掉了算啥?一个小小的副总编算什么?国家的大事,才是真正重要的啊。通讯中很多是‘邓小平说’,‘邓小平说’,弄错了怎么办啊?”接着,内地和香港的主要报纸都争相转载这个报道。30日晚上,陈锡添值夜班,突然发现接收新华社通稿的机器嚓嚓嚓嚓打个没完,原来他的稿子出来了,一万一千字。陈锡添心中的石头才落了地。

客观地说,这在当时还是很冒险的。当时的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在市委常委会上说了这样一件事,在1992年的“两会”上有一位领导同志问他,你们这个稿子怎么出来的?李回答说,我不知道,家里定的吧。意思是他在北京开会,不知道这个稿子是怎么出来的,家里定的,意思是说是在家的深圳市领导定的。这位领导说,你们的胆子好大啊。

不唯上,只唯实,“东”文以外的故事

最近,在一些传媒网站上,有网友在讨论陈锡添写的《不唯上,只唯实》一文。陈锡添的这篇文章发表在《新闻爱好者》杂志上,是从谈怎样报道突发事件入题的。写作这篇文章,源于陈锡添正反两面的经验和教训。

陈锡添讲了两个相关的故事。1992年8月,深圳在股份制改革中经历了一次重大挫折。由于缺乏经验,也无先例可循,深圳市决定以发售认购抽签表的形式发行新股,发放抽签表1000万张,每张100元,摇号抽签,中签率为10%,即每买10张,必有1张中签。消息传开后,成千上万内地人赶到深圳。预定8月10日出售抽签表,但从8日晚开始,股民们就在全市300个发售点前排起了长龙,总人数有120多万人。怕人插队,怎么办呢?互相抱住。有一位企业老总说,我老婆把前面一个男的抱得那么紧,她从来没有抱我这么紧。吃喝拉撒怎么解决?就地解决。8月10日上午开始卖表,由于管理不善,现场秩序混乱不堪。两个多小时过后,多数网点就亮出表已售完的牌子,原因是很多抽签表被人从“后门”拿走了,排了几十个小时队却买不到表的股民们不愿离去,场面十分混乱。当天晚上,一些人乘机聚众上街,阻塞深南中路,造成交通中断,还烧毁了两辆汽车、四辆摩托车,推翻四辆汽车,多名值勤干警被打伤。

当时陈锡添正值夜班,记者回来说:“太混乱了,惨不忍睹。”但报道只写道:“一些网点人多拥挤,秩序较为混乱”,“没有发生重伤和死亡事故”,没有去描绘现场如何混乱。市里的一位领导看过稿子之后,又在上面加了一句话:“发售工作体现了‘公正、安全、高效’原则。”并指示“发通稿”。编辑部对这句与事实大相径庭的话议论纷纷:有人说删去,又有人说领导加的怎么能删!删吧,碍于纪律﹔不删吧,昧着良心扯谎。最后,还是没删,照发。

第二天见报后,报社接到100多个电话,责骂特区报是“特吹报”、“闭着眼睛说瞎话”,这种骂声持续了很多天。上头也发文批评深圳新闻界这次报道没有反映实情,文过饰非。《深圳特区报》的声誉受到损害。

还有一次是深圳大火灾的报道。1993年8月5日中午,深圳清水河仓储区的安贸危险品储运公司堆放危险品的仓库发生强烈爆炸,人称“8·5火灾”,死伤逾百人。市公安局两名副局长在抢救现场牺牲。但发新闻稿时,市里指示,不登伤亡情况,不登两名副局长牺牲。只登发生爆炸、市里正组织全力灭火。编辑部负责人看了按指示写的报道生气地说,这叫什么新闻?通篇报道不提伤亡情况,这样发出去不被人骂死才怪。总编辑拿起电话,打给一位主管领导,说明报社的意图,一定要如实报道伤亡情况。但电话中的回答是:“按市委意见办吧,不要考虑新闻规律。”

陈锡添当时很激动,甚至有点失态。当时他还是副总编,便对总编辑请示:“老总,你授权给我,我明天准备被撤职,不干了,你授权给我,我来安排。我今天一定要这么写,按真实的情况写。”

总编辑说这样不好。经过商量,报社要了一部军车,陈锡添跟总编辑穿过层层封锁直奔救火现场。省委派了副书记黄华华来,灭火计划正在研究。陈锡添跟总编辑去找主持工作的市里领导同志谈火灾报道问题,这位领导当时正部署灭火事宜,非常紧张,连连说不要找我不要找我,找主管的领导去……陈锡添说找主管领导没有解决问题。黄华华过来问怎么回事,陈锡添如实汇报:“我们是特区报的,市里指示我们报道时不要提伤亡情况,新华社、别的传媒都会报的,特区报不报的话,会被视为深圳封锁新闻。”黄华华立即说:“这样吧,你们如实报,据初步统计,到目前为止死5人、伤超过百人,两位副局长死亡也可以报。”

火灾第二天,当时的省委书记谢非从北京赶赴深圳,直奔现场查看灾情。他说,在飞机上就看了《深圳特区报》,已清楚了解火灾情况,《深圳特区报》这次报道真实全面,报道得好。

陈锡添激动地说:“这次如果我们又是唯上,不争取,那又要被动了,不争取,报纸的威信从哪来?”

注:陈锡添,广东新会人,1941年生。深圳特区报报业集团原总编辑,现任《香港商报》总编辑。1966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92年采写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参与写作《深圳特区报》“猴年新春八评”,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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