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前驻印大使:中印战争目标不是收复藏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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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的目标不是收复藏南,而是反击印度在边境的挑衅。印方在冲突前错估了形势,以为中国软弱可欺,推行所谓“前进政策”对我领土进行蚕食。通过这次军事行动,把印军推了回去,中国预定的目标已经达到。本文选自2009年第21期《南风窗》, 作者赵灵敏,原题为《超越意识形态看待波兰剧变——专访中国外交部前政研室主任、前驻波兰、印度大使裴远颖》。

剧变的回忆

《南风窗》:您1954年到波兰留学,1958年到中国驻波兰使馆工作,后来在外交部一直主管波兰事务,1987年到1992年担任中国驻波兰大使,亲身经历了波兰1989年开始的政治社会制度大转变。在您看来,波兰政权易手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裴远颖:一言以蔽之,失人心者失天下。波兰的社会主义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从先天看,波兰的社会主义根基不强,远比不上俄国、德国。二战期间,统一工人党的前身波兰工人党进行了地下斗争,但力量不大,影响较小,远比不上当时波兰伦敦流亡政府。统一工人党之所以在二战后能上台执政,主要是因为苏联红军解放波兰后所造成的客观条件。

而从后天看,统一工人党执政后在外交上唯苏联马首是瞻,成为苏联的“卫星国”。苏联在波兰驻有军队,波兰在很多方面,例如重要人事任免都受制于苏联,波兰成了一个没有完整主权的国家。在经济上,照搬苏联的模式,大力发展重工业,如建了很多钢铁厂,可波兰基本上没有铁矿;而波兰原本相对发达的轻工业和农业却得不到发展。这样一来,经济搞不好,人民生活得不到提高就怨声载道。战后波兰爆发多次罢工,导火索都是日用品涨价。在政治体制上,统一工人党一党独大,缺乏社会协商机制和监督机制,上下不能沟通,严重脱离群众。

波兰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天主教影响很大,全国人口的90%信仰天主教,教区本堂神父的威信要比当地的党支部书记高,1978年波兰红衣主教沃伊蒂瓦当选教皇,波兰人民欣喜若狂,教会的影响力空前膨胀。波兰教会一直同波兰政府争夺群众,团结工会崛起之后,教会或明或暗地站在团结工会一边。这也是统一工人党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至于腐败问题,应该说,波兰统一工人党的腐败情况不是很严重。当然,由于波兰统一工人党拥有绝对的权力,腐败不能完全避免,但腐败从来不是工潮的主要原因,后来反对派上台进行清算,也没有找出多少腐败的例子。

1989年,以团结工会为首的波兰联合政府上台。瓦文萨(Lech Walesa)在1990年当选首任民选总统(图源:VCG)

《南风窗》:您在担任大使期间,和当时的波兰领导人多有交往,他们在关键时刻的心路历程是什么?

裴远颖:这里举一个例子,也许有点代表性。1988年8月,波兰政府和团结工会进行了圆桌会议之后不久,我和当时的波兰总理拉科夫斯基有过一次谈话。拉科夫斯基属于党内改革派,曾经当过波兰著名杂志《政治》周刊的总编辑,在思想界很有威信。

他说,当前社会主义在经济、意识形态上都面临挑战,波兰问题成堆,这是困难、危机,但也是变革的动力。消除社会生活中的种种弊端,其过程是痛苦的,也许难以避免曲折和风险,但为了波兰的前途必须这样做。把党摆进一个多元化竞争的环境中,迫使它改变工作方式,增加吸引力,党才能成为强有力的党。统一工人党有200万党员,如果都能发挥作用,反对派有什么可怕的?

当时反对派要求取消宪法中关于统一工人党领导作用的规定,拉科夫斯基认为,把领导作用挂在嘴边、写在宪法上并不能保证什么,关键是党有没有力量。如果大多数人支持党,党的领导作用谁能否定得了?举行圆桌会议,让反对派公开活动,就等于给反对派套上了笼头,他们会更了解波兰的现实和政府政策的正当性。在谈到未来的竞争性选举时,他满怀信心地说:党取得议会的控制权没有问题,反对派要上台也要到下次选举了。

事实上,团结工会当时也大体是这么估计形势的,谁也没想到团结工会后来能大胜并成功组阁,统一工人党就此下台。拉科夫斯基后来在回忆录中承认,自己对形势的判断太过乐观。但他坚持当时的指导思想没问题,只是付诸实践的时间太迟了,早一点改革或许就会成功。

《南风窗》:当时的波兰最高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也是这样的想法吗?

裴远颖:在1989年雅鲁泽尔斯基下台前几个月,我曾去总统府拜访过他。他认为,在波兰,社会主义正在被资本主义所取代,这是带有必然性的。对外,波兰没有完整的主权,对内,党犯了错误,纠正不及时,失去了民心。党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垄断权力,包办一切,产生了官僚化,出现问题也很难发现和纠正。这种陈旧的领导方式腐蚀了党,最终取消了党本身。群众不把党看成是领导者而是统治者。我们后来提出的经济政治改革方案不能说不大胆、不彻底,但党已经失去了人民的信任和社会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改革不可能成功。他还认为,左翼要想重新上台是很遥远的事,可能需要几代人的时间。现在左派所能做的事是积蓄力量,尽量保留公有制因素,为未来做准备。他还对我说,社会主义的未来在中国,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是正确的。

《南风窗》:波兰剧变是在和平的状态下完成的,这是为什么?统一工人党为什么没有通过镇压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裴远颖:当时波兰领导人不是完全没有考虑用武力,只是当时的客观条件不允许。1981年12月,因为团结工会闹得很厉害,波兰曾经宣布过战时状态。所谓战时状态,实际上就是紧急状态,实施军管。当时团结工会的领导人都被抓了起来,活动场所被封闭,团结工会组织系统完全瘫痪。这个行动从军事上看很成功。当时我在驻波兰使馆,一早起来发现满街都是士兵和坦克。雅鲁泽尔斯基后来解释说这样做是为了避免更大的流血,避免民族灾难,因为如果不自己解决,苏联就可能出兵。战时状态暂时稳住了局势,但波兰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团结工会很快死灰复燃。到了1988年,社会上的罢工一浪高过一浪,最后波兰政府支持不住了,开始采取一些缓和性措施。

有了这样的历史教训,加上前面提到的拉科夫斯基的一些考虑,波兰领导人已经没有通过镇压解决问题的意志了。而且1989年的国际形势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西方的压力自不用说,苏联因为戈尔巴乔夫的新政策,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使用武力根本不可能了。

尊重波兰人民的选择

《南风窗》:以波兰为首的东欧剧变已近20年,您怎么评价它的影响和后果?国内很多人认为波兰人的生活比以前差了,对波兰剧变持否定态度,您怎么看?

裴远颖:波兰人对这场剧变也评价不一。确实有人认为是比过去差了,经济上两极分化严重,失业人数剧增,银行等很多经济部门控制在外资手中。过去尽管工资低,但大家比较平等,社会福利也比现在好,有这种怀旧情绪的主要是收入低的人和退休人员;但大部分人特别是年轻人还是认为比以前好了,起码波兰对外拥有了完全的主权,政治上实现了多元化,市场经济建立起来了,人们有了充分的选择和施展才能的机会,国民经济得到较快的发展,整体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也有提高。

在评价波兰剧变时,我觉得,我们不要从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角度,而是要从波兰人民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各国人民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波兰人民当然也是如此。

《南风窗》:波兰加入北约、全面向西方靠拢,主要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这对俄罗斯和波兰的关系产生了什么影响?

裴远颖:波兰全面倒向西方,主要是出于安全和经济上的考虑。波兰对俄罗斯的戒心根深蒂固,历史上沙俄时曾经3次参与瓜分波兰。二战开始后,苏联根据苏德密约,在德军尚未打下华沙之时,苏军就挺进波兰,波兰人称之为第四次瓜分。而苏联在卡廷森林杀害了2万余名波兰军官,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卡廷惨案”,更是严重地伤害了波兰人民的感情。二战后,苏联又把波兰置于自己的势力范围。苏联虽然已经解体,但波兰对俄罗斯的警惕并未消减,倒向西方寻求安全保护是再自然不过了。而俄罗斯也认为波兰是西方挤压俄罗斯的据点,美国想在波兰部署反导系统就是明证。

波兰发展经济需要资金和技术,俄罗斯靠不了,只能靠西方;而俄罗斯对波兰也不信任,向西欧输送天然气的管道也绕过了波兰。

但波兰的大部分能源和原料来自俄罗斯,一部分工业品出口依赖俄罗斯市场,波兰也不想和俄罗斯闹得太僵;而俄罗斯也承认了波兰的现实;因此,双方目前维持着正常的国家关系。

《南风窗》:波兰剧变对中国和波兰的关系产生了什么影响?

裴远颖:1950年代中国和波兰都属于社会主义阵营,两国之间的关系讲究的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团结。中苏关系恶化后,作为苏联阵营的波兰和中国的关系就很冷淡了。1980年代后,两国关系有所改善。

波兰剧变发生后,国际上很关注中国的反应,波兰新政府也不知道由共产党执政的中国会对剧变后的波兰采取什么态度。在团结工会的马佐维耶茨基当选总理后,李鹏总理很快发去了贺电,祝贺他当选,并表示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和波兰新政府发展关系。波兰政府很高兴,也很重视,很快决定派一位副总理出席两国经济合作混合委员会例会,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引人注目的行动。

波兰新政府也认为应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两国关系。这中间还有一个小插曲。1991年瓦文萨当选总统还未就任时,台湾当局对他发出了访问邀请,企图利用波兰的经济困难展开银弹外交,拓展外交空间。据报道,瓦文萨接受了邀请。

我拜会了瓦文萨,他开门见山地表示:我只是普通工人,外交的事情我不是很懂,现在波兰经济困难,但我们不会拿原则问题做交换。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不和台湾发展官方关系。

1999年,俄罗斯斯摩棱斯克州,波兰前总理亚历山大·克瓦希涅夫斯基(Aleksander Kwasniewski) 悼念“卡廷惨案”遇难者。

中国丧失了收回藏南的最好机会?

《南风窗》:您1994年到1998年曾经担任驻印度大使。不久前,中印边界谈判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很多人的疑问是:在1962年的中印边界冲突后,中国为什么没有乘胜占领藏南?在目前印度已经对该地区进行了实际占领的情况下,中国应该怎么办?

裴远颖:1962年自卫反击战中,中国军队越过喜马拉雅山,打到中印传统习惯线附近。在取得节节胜利的形势下,中国突然单方面宣布结束军事行动,将物资、战俘归还印方,并从冲突发生前的实际控制线后退20公里,当时各方都很惊讶,因为这种做法军事史上还没有发生过。到今天为止,很多人都有疑问,中国为什么错失这个收回藏南的最好机会。

我认为,中国当时面临的形势需要考虑以下几点:

国际上有压力。当时一些西方国家趁机掀起反华浪潮;苏联表面上中立,实际上是支持印度;在印度的宣传攻势下,不少中小国家也同情印度。

经济上有困难。国内当时刚刚经过3年困难时期,经济面临的问题很多,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将给国民经济的恢复造成拖累。

补给上有障碍。从内地到藏南的补给线要翻越喜马拉雅山,穿越形形色色的地理障碍,克服因气候变化而产生的交通困难。在当时的交通运输条件下,保障这条补给线极为不易。

然而,这些都不是撤军的主要原因。中国之所以决定撤军,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意义深远的战略决策。自卫反击战的目标不是收复藏南,而是反击印度在边境的挑衅。印方在冲突前错估了形势,以为中国软弱可欺,推行所谓“前进政策”对我领土进行蚕食。通过这次军事行动,把印军推了回去,中国预定的目标已经达到。从战略上看,中国当时的主要威胁是美国和西方,对印度还是要争取的,如果继续留在藏南,等于又开了一条战线。中国主动撤军,不仅宣示了我通过和平谈判而不是使用武力解决边界问题的诚意,停止中印边界冲突,而且为以后恢复关系留下了一线生机。而且,这种高姿态也有利于争取中小国家,反击西方国家的反华谰言。

中印边界问题是历史遗留问题。中印边界历史上从未正式划定,中印边界问题应通过和平谈判解决。这是中国一贯的立场。通过平等协商解决边界问题,这是中印之间的共识。

中印双方已就维持边境的和平与安宁及加强军事互信措施达成了协议,现在正在进行两国特别代表边界谈判。目前,双方都能做的,就是让谈判继续下去,争取谈判不断取得进展,谈出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结果。

《南风窗》:很多人把印度和中国放在一起进行比较,认为印度比中国更有发展潜力,您的看法如何?

裴远颖:中印都是大国,国内情况都很复杂,进行比较并不容易。我的看法是中印各有千秋,应该取长补短。印度的优势是第三产业发展好,出口依赖程度低,从这次金融危机看,这是一个很大优点;印度的经济法律体系是从英国人那里继承下来的,比较健全、成熟和严密,对私有产权和合同执行的保护比较到位;印度人口结构比中国年轻,劳动力储备丰富,这个优势现在看不出来,未来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印度也许会取代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比印度早,有大量的华侨华人资本,中国的基础设施比印度好。印度以前认为发展IT产业,基础设施不那么重要,近几年才发现此路不通。

这几年有西方媒体把印度的发展潜力说的神乎其神,这有失客观。从目前的发展程度看,中国至少领先印度15年,中、短期内,中国会比印度发展得快,但长期的趋势则很难下定论,这取决于两国的政策和人民的努力。

《南风窗》: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议会民主制国家,在您看来,民主是印度的优势吗?

裴远颖:印度现行制度的最大作用是巩固了统一,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印度的国内情况非常复杂。印度是世界宗教博物馆,世界上所有的宗教印度几乎都有。300多个民族,上千种语言,光官方语言就有18种,各方面的反差对立非常严重。历史上印度从未完全统一,真正统一印度的是英国殖民者。这样一个内部情况千差万别的国家,自独立后不但从来没有发生过分裂,而且民族认同很强,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印度中央和地方的政权更迭是通过民主的方式进行的,在较大程度上能够反映民意。此外,不追求整齐划一,印度文化的多样性和传统的独特性也因而得以比较完整地保存。

当然,印度的制度也有弊端,因为要协调方方面面的利益,往往一个方面的意见就拥有否决权,不易集中,从而很多好的政策和想法难以贯彻下去,或者速度很慢,影响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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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总理尼赫鲁检阅接受军事训练的印度儿童(图源:Get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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