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本禹谈反右运动:毛泽东受人蛊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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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当时提的是应该在全国搞民主,没有什么反右派,没有什么六条,没有什么钓鱼,都没有。”戚本禹说,“反右派是后来根据整风运动中右派的乘机进攻的情况加上去的,是主席在这个问题上,同意吸收不同意见补充上去的……主席受到他上下左右人的影响,要平衡各种力量和意见,包括他的那些老战友、老部下和他们的意见,所以才同意修改他的原始讲话,违心放弃一些本来合理的主张。”本文摘自《戚本禹回忆录》。

1957年,中国国庆节游行队伍中的反右和整风标语牌(图源:VCG)

新中国开头几年,因为毛主席没有离开第一线,走得是很踏实的:土改、合作化、三大改造,一步一个脚印,到1956年初三大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大业初见曙光。

不料,1956年初国际风云突变,2月24日,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闭幕之前,作了一个关于斯大林错误问题的秘密报告。这个报告虽然没有向苏共全党传达,但仅过了半个月,美国《纽约时报》就全文刊出。随后国际上就掀起一个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风暴。1956年秋季,在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也先后出现了“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其中“匈牙利事件”是比较严重的社会动荡。

新中国不是世外桃源,国际上的风吹草动都会很快在国内引起反响。当时,我国的社会主义基础还很不牢固。所以,波匈事件一发生,国内一些地方就有跟风的。1957年初,我国个别地方也出现了“小匈牙利事件”,即一些学生上街游行、夺取电台、高喊“打倒法西斯”、“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等口号……。这些是事情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必须实事求是地承认,解放才刚几年,一些党的干部就开始腐化变质,甚至一些高级干部也不例外,高岗和更早的张子善、刘青山是暴露出来并遭受处理的,没有暴露出来也没有遭受处理的不知道还有多少,而且一些党的干部身上官僚主义作风、主观主义作风也已经相当严重,群众意见很大,社会由此积累了各种各样的矛盾,为一些人反共、反社会主义提供了口实。

毛主席从来不怕问题、不回避问题,面对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政治局面,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无畏精神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高瞻远瞩,在1957年2月27日和3月1日分两次,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一个非常开明的内部讲话,就正确认识和解决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社会矛盾的问题,提出了系统的、精辟的论断。这个讲话本意就是给群众民主权,让群众讲话,支持群众给党和党员干部提意见,也鼓励民主党派站出来,帮助共产党克服官僚主义作风,避免在我国也出现类似“匈牙利事件”那样的事态。讲话出来后,社会反响很好,群众和民主党派中的友好人士,都积极响应号召,以各种形式,包括写大字报,给共产党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

反右派运动开始了,为了提供反右派运动的理论指导,1957年6月19日,《人民日报》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题,发表出来了毛主席的这篇讲话。但是,它不是原始讲话,它是由胡乔木、田家英和陈伯达等人根据毛主席的原始讲话文件修改而来的,与原始讲话有很大的不同。

我是现场聆听过全部讲话并做过记录的,知道原始讲话和发表出来的文章之间很大的不同到底是在哪里。当时听完讲话,讲话文件都要交回去,我也没有保留下原始讲话文件。不过,我用自己在上海搞地下党时自创的“戚氏速记法”,较为完整记录下了这个讲话。平时开会我都是用正常文字记录,但这次不同,一开始我就被主席的讲话吸引,觉得不能漏得太多,就破例启用了自己的速记法。我是很赞成这个讲话的,我自己的记录又不是文件,我就没有交出这个记录。后来,我看到过毛主席亲笔拟写的讲话提纲的手迹,就抄录了一份。

以下有一个附文,它就是我根据我自己抄录的毛主席的讲话提纲手迹和我的现场速记记录整理出来的部分内容,可以用来与实际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文章进行对比。对比了就知道,哪些是主席的东西,哪些是他们后来加进去的,哪些是真正的主席的思想,哪些是党内其他高层领导的意见。

主席当时提的是应该在全国搞民主,没有什么反右派,没有什么六条,没有什么钓鱼,都没有。反右派是后来根据整风运动中右派的乘机进攻的情况加上去的,是主席在这个问题上,同意吸收不同意见补充上去的。主席是真诚地希望大家帮助党整风。主席说了,人们总是会有些不同的意见,就是有些不对的,也不要紧,不用怕。发表出来的文章把带棱角的话都去掉了,这不是主席个人的意见,而是代表全党的意见。主席讲话后,社会上出来那么多言论,其中很多是攻击党和社会主义的,也许主席就觉得自己讲话有不妥,又可能受到各种上报材料的左右,他就同意做改动,但改了的东西不如原先的好。胡乔木改的较多,以至于后来胡绩伟就揭发说,胡乔木乱改主席讲话。但据我所知,胡乔木改稿是根据主席综合了党内其他同志的意见后提出的修改意见进行的,不是他自己乱改的。

毛主席的这个开明讲话,虽然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了,但是对我这个当年在现场的聆听者来说,却是言犹在耳。毛主席讲话激情洋溢,风趣幽默,各种典故,信手拈来,随便什么问题,他借典故一点就就通彻透亮。整个讲话气势非凡,高屋建瓴,振奋人心。大家都全神贯注,生怕少听了一个字。这个讲话,在我看来,不但在当时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导作用,就是在今天和将来的相当长的时间里,还是具有伟大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著名作家、翻译家傅雷当年也在现场听了主席的原始讲话,他也对主席的讲话佩服得五体投地,后来还在一封家信中说到当时激动的心情。他说毛主席“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信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讲话的逻辑都是隐而不露,真是艺术高手;毛主席胸襟博大,思想自由,当然国家大事掌握得好了;毛主席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会贯通的人”。逄先知、金冲及他们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第641页还引用了傅雷这封家书的部分内容。傅雷看到正式发表的文章就大失所望了。这个翻译家很是可惜,他真心爱人民,真心拥护毛主席,但他不知道中央上层有那么复杂的情况。社会上确有右派进攻,主席受到他上下左右人的影响,要平衡各种力量和意见,包括他的那些老战友、老部下和他们的意见,所以才同意修改他的原始讲话,违心放弃一些本来合理的主张。傅雷若是了解和理解了这些情况,或许就不会自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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