慰安妇问题学者:抢救历史 国家不该再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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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纪录片《二十二》的热映,中国社会对于“慰安妇”这一群体的关注以及这一群体所承载的历史,也表现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密集的关注度。支持者认为这是在挽救历史,反对者则认为这是对受迫害老人的二次伤害。今天,我们究竟该如何面对历史,以及这些承载着国家苦难史的个体?

上海市虹口区一座在废墟中的慰安所遗址(图源:多维记者/摄)

带着这些问题,多维新闻记者采访了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院长、被称为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第一人的苏智良,值得一提的是,苏智良同时也担任了《二十二》这部纪录片的历史顾问。在苏智良看来,凡事都要把握一个度,尤其是面对这些曾经受过伤害的老人。

可问题在于,究竟该如何把握度?苏智良坦言,最初的调研太过单刀直入,90年代的纪录片也是以揭露为主,但是现在已经有所改观。“导演郭柯的视角已经很克制和平淡,如果这样的叙述都是在消费苦难,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揭露日本的暴行呢?是不是都要掩盖起来?现在幸存者越来越少,恰恰说明我们抢救得远远不够。”

“早知道帮她们和日本打官司不会有结果,一开始就不会打扰她们了。“这是片中一个人的独白。苏智良说,自己一开始就知道不可能胜诉,而且《中日联合声明》中早已写明,中国放弃了战争赔偿。那么问题来了:当国家利益与个体利益发生冲突时,究竟该关注个体,还是该顾全所谓的大局?

“我认为应该优先考虑个体,因为没有个体哪来国家?国家本身就是个体的集合。当时在特定的情况下,政府放弃了对日索赔,我们可以同情地理解,但政府不能代表个人。“之所以明知不可能而为之,为的是实现自下而上的推动,进而完成国家意识的改变。

上海市虹口区一座在废墟中的慰安所遗址(图源:多维记者/摄)

谈到这里,苏智良特别提到了日苏友好条约与中日友好条约的不同。“日本和苏联的友好条约明确写道,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放弃对日索赔,但中日友好条约只有政府的放弃,中国人民从来就没有放弃。“当然,也有人呼吁,中国政府应该代表这些个人与日本进行交涉,但呼吁也只限于呼吁。

如果说国家有出于大局考量的不得已苦衷,那么对于“慰安妇“群体以及抗战老兵群体的关注度欠缺则需要反思与检讨。”更大范围来看,面对这些承载着历史记忆的群体,在指责日本在教科书中抹去相关历史的同时,我们自己也要检讨,究竟应该以怎样的心态面对一段历史,以及形成怎样的历史观。“苏智良如是感叹。

临末,苏智良还特别提到了自己在上海建立“慰安妇”博物馆的进展,以及对于中国人大的期待。“2007年,美国国会和加拿大国会都有谴责日本的慰安妇制度的决议,以督促日方赔偿和反省,我希望我们人大应该要有这样一个决议,毕竟中国是受害人数做多的。事实上,中国的研究不比韩国差,但是在关爱老人和市民运动方面却远不如韩国。”

至于建立博物馆的进展,苏智良坦言“比较艰难”。日前,多维新闻记者来到位于上海虹口区的“海乃家”,这是二次世界大战时一家高级慰安所,也是上海最大的一家。虽然忘记历史即意味着背叛,但承载着这段历史的所在,又有多少人记得?即便记得,又是怎样的形式与内容呢?

也许,这才是《二十二》之外,需要认真反思和追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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