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论:香港书商事件折射的现代化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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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失踪书商李波,因为在未能查到出入境记录和未有携带回乡证的情况下突然秘密出现在内地,被舆论普遍质疑为内地执法人员闯入香港境内抓人,传得沸沸扬扬。在舆论质疑和追问的压力下,李波先是通过亲笔信传真说“因急需处理有关问题,不能让外界知道”,“采取自己的方式返回内地”,进而被香港立法会议员吴亮星怀疑为非法进入内地嫖娼被抓,再到近日他又拍视频给妻子,说“返回内地是他个人行为,目的是要解决一些个人事情”,让失踪事件充满诡异。

港人举行抗议李波失踪游行(图源:Reuters)

是什么原因让一名禁书书商明明知道违反内地法律,还是要冒着风险秘密出现在内地?已经高度商业化运作,但是却经常被海外误认为是代表了政府声音的《环球时报》有过评论,先是认为李波回到内地是“配合有关方面调查”,斥责香港舆论的质疑为造谣,后又变换说法,称“全世界的强力部门通常都有规避法律让一个被调查者进行配合的办法”,等于间接承认了李波是被内地执法人员抓住带回内地。

在事件真相没有水落石出之前,《环球时报》就来断定所谓的事实,将责任引向几乎是万能的挡箭牌“激进反对势力”,并且前后说法不一,除了会让外界认为过于“心急”给内地执法人员洗脱责任,从而导致书商失踪事件越抹越黑,还会授人以柄,强化世人对中国依法治国实践的负面认知。

毫无疑问,如果李波真是在香港境内被内地执法人员强行带走,那将会是“一国两制”自邓小平提出用来解决香港回归问题以来遇到的最严峻挑战,是对“一国两制”原则和香港《基本法》的蔑视践踏,不仅属于违法,而其是对中共政治承诺的违背。或许正是因为事件的严峻程度超出预期,被质疑的内地执法人员才会一直保持沉默,《环球时报》才匆忙作出缺乏说服力的结论,却不知这种违背法治的做法只会激化事态,坑害中共正在树立的依法治国形象和全面深化改革大势,也必然会强化外界对中国是专制国家的认识。

过去两三年内,中共分别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第五个现代化”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在此要求下,许多重要领域进行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改革,特别是正在进行的史上最大规模军改,普遍被认为是重建解放军的重大举措,让外界深刻认识到中共全面深化改革的魄力。但是,与许多领域改革大举推进形成反差的是,与人民生活切身相关的强力部门的改革仍然呈现严重迟滞状态,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最大短板。

尽管中共早已提出要深化司法改革,希望彻底消除周永康对公检法系统的负面影响,但相比于其它领域改革,公检法系统改革远远不能达到人们的预期。究其原因,是因为公检法系统确实覆盖面极广,中共对其改革仍然心存顾虑,投鼠忌器。公检法系统是关乎政权稳定和社会运行的关键要素,被中共作为刀把子,用来处理阶级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断膨胀,几十年累积下来,已经形成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甚至反过来能在相当程度对中共构成掣肘,这也是周永康当年之所以能够成为“政法王”的根本原因。某种程度上讲,这样一个庞杂而敏感的系统已经成为中共改革心理的一种“心魔”,既知晓人民对于公检法系统改革的期望,但又对其改革的难度望而却步,更害怕改革削弱其刀把子功能。

然而,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在极大程度上重构了中国社会现实,中国正逐渐进入日益多元开放的互联网时代。或许正是认识到社会和时代的变化,习近平提出要重新界定党外知识分子,主张重点团结留学人员、新媒体中的代表性人士、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特别是年轻一代等三类人,“找到最大公约数”,才会提出法治和改革主张。作为中共与人民最主要纽带之一的公检法系统,若跟不上习近平的认识,不能尽快将最主要的功能从刀把子转变为尽最大可能去更好服务和保障人民权利,不仅中共无法真正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而且中共通过反腐和深化改革所积累的公信力将会遭受质疑,刘晓波案、陈光诚案、李旺阳案、包括香港书商案等在内严重损害中共信誉的事件只会反复上演。

遗憾的是,很大可能是内地执法人员违反“一国两制”和《香港基本法》造成的李波失踪事件,又加上《环球时报》“强力部门通常都有规避法律让一个被调查者进行配合的办法”的言论,已经导致海内外舆论对中共依法治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心产生困惑。不知道相关执法人员和《环球时报》是否想过,这样的行为和言论置“一国两制”于何地?置中共正在践行的依法治国和全面深化改革于何地?

香港和内地固然存在不同历史和社会环境产生的矛盾,但绝非难以缓解的结构性矛盾。自香港回归以来,每每都是诸如香港书商失踪这样的小事情处理失误,才让矛盾愈演愈烈,才让互相之间本能更加信任的港人与内地之间产生隔阂,成为当下香港治理的难题。若想从根本上改变这样的局面,就必须“全面准确”地确保“一国两制”在香港“不会变、不动摇、不走样、不变形”,从每一个具体的事件来传递诚意,而这也正是习近平对“一国两制”如何在香港落地实施的总体要求。

任何个人和组织都有可能会犯下错误,但最糟糕的结局不是犯下错误,而是犯下错误不悔改,有时候敢于纠正错误反而会获得尊重。香港书商失踪事件同样如此,如果不能尽快通过独立公正的调查给出合理解释和答复,只会加深港人对内地的恐惧和不信任。相反,如果有关方面能够作出积极回应,尽快查明事件真相,遵照法治程序,将相关违法人员移交香港警方调查处理,不仅能挽回信誉,而且还能让七百多万港人安心,让香港警察安心,让见证了“一国两制”和《基本法》出台实施的世人安心, 更不失为宣誓中国强力部门现代化改革和让13亿大陆人民放心的明智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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