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神州诗社的陨落 看台湾解严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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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是台湾解严30周年,而这30年来,台湾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野百合学运”到“太阳花学运”,从1996年第1次总统直选到已成功3次政党轮替,从威权政体和平转型至民主政体,无怪乎台湾被誉为“亚洲民主的灯塔”。不过变化最大的,莫过于在“台澎金马”人民的国族认同变化。

两岸分隔68年,播迁来台的国民党政府虽自知难以成功“反攻大陆”,但为捍卫其“正统中国”的合法性,而将台湾给承载了“中华民国”厚重的体量,同时在贯彻“三民主义”思想下,至少在戒严时期,台湾人仍多认为本身是中国人,仍保有浓厚的“中华民族”国族意识。

当1987年7月15日解严后,各种政治禁忌解禁,自由民主、独立建国等各种思潮一涌而出,冲击了国民党常年威权统治的合法性。此外,无论是外省或本省人及他们的后代,已在台湾生活多年,必然对脚下的土地的情感更甚于遥远的大陆。而且在政党轮替后,随着课纲更强调台湾本土性,以及各种“去国民党威权化”的工程之下,这土地的人对“台湾人”的身份认同多于“中国人”的国族认同。

关于台湾人身份认同变化之探讨,各方文献已汗牛充栋,本文不再此多做赘述,而是试图从境外华人的角度来探讨这些变化,因此以由马来西亚侨生成立的“神州诗社”(1976年-1980年)的陨落为例,以作写照。

武侠小说大师温瑞安,曾在台湾求学时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后到香港发展(图源:VCG)

为复兴中华的神州诗社

神州诗社的兴起,是马来西亚与台湾的政治情势使然,其陨落也是政治情势所致。神州诗社创办人温瑞安是当今仍闻名华文世界的武侠小说家,其《神州奇侠》、《四大名捕》等著作仍脍炙人口。

就读台大的温瑞安,年少时已在马来西亚成名,中学时期便创办了“绿洲诗社”,后与其兄长温任平创立“天狼星诗社”,并在全马有10分社及134个正式社员。温瑞安来台后,便与方娥真、李宗舜等同乡创办天狼星诗社台湾分社,然而后与在马国的总社闹分裂,最终温瑞安在1976年在台创立“神州诗社”。

神州诗社得以成立,是有其时代背景。国民党政府为彰显其为“正统中国”的话,国民党政府无法只靠台湾内部的人民认同,也亟需海外的华人世界的支持。而1950年代适逢韩战的爆发,让国民党政府获得美援发展侨生政策,以避免东南亚华人受“赤化”。而当时的马来西亚政府打压华文学校的发展,马国华人为完整接受中文大专教育,因此多选择赴台升学,而非去正处于文革的大陆。而且当时台湾文坛的大师,如余光中等人对温瑞安等人更有吸引力。

早已在马来西亚成名的温瑞安抵台后仍锋芒不减,神州诗社还出版由他主编的《青年中国》杂志,包括徐复观、钱穆、朱炎、金耀基、杨国枢、韦政通等学者,都曾为《青年中国》撰稿,可见神州诗社的影响力。同时诗社以“帮派”的形式存在,社员们除了创作,还得习武,他们的租屋处自称为“试剑山庄”。这些行为在戒严时期来说,虽是国民党当局所忌讳的,但同时又神州诗社的主张由又和国民党当局的意识形态对味,因而能存活了一段时间。

2010年的台湾《文讯》杂志采访温瑞安谈神州诗社事件(多维记者:杜晋轩/摄)

对我们而言,温瑞安等人是在这时代背景下来台升学,不过对当时的他们而言,却是从“侨居地”(马来西亚)回“中国”(台湾)求学,神州诗社的侨生信仰“中华民国”为“正统中国”,并以“复兴中华”为使命。虽然神州诗社创办人、主要社员都是马来西亚侨生,但却显得比一般台湾学生“更中国人”,他们的壮志豪情也令不少台湾学生为之动容。2010年温瑞安接受香港《亚洲周刊》专访时说:“当年,我们誓言承担复兴中华文化的责任。那时的台湾西风时兴,年轻人手持吉他,穿牛仔裤,留着长发,唱美国流行歌曲。我想,我们的民歌在哪里呢?我们不是一个文化大国吗?写诗、写文学的,包括林怀民的云门舞集和《龙族》、《草根》诗刊,这些艺术工作者,善于跳出中国风和写出中国诗,或者说保持了中华民族风,为什么一般年轻人的思想却如此崇美?”可见神州诗社的确是对中华文化有着深厚的情怀。

当然,因中华民族主义而起的激情是撑不了一时的,要有实力才能使诗社“永续经营”,而神州诗社创办人兼社长温瑞安凭其才华及“克里斯玛”(Krisma)的领袖魅力对社员有足够的动员能力,如社员们称出外兜售诗社出版物的行动为“打仗”,此番豪情壮志俨然是温瑞安将心中的武侠世界延伸到了现实。

然而现实终究抵不过威权政治的考验,尽管神州诗社曾受到蒋经国总统的“偶遇”而获赞赏,尽管诗社要为中华民族“做事”的豪情壮志亦符合国民党当局的“主旋律”,但当局早已在社内安插“叛徒”,最终1980年9月26日温瑞安及方娥真被情治单位人员以“为匪宣传”、“涉嫌叛乱”的罪名逮捕,而社员也因此解散各奔东西。

当年曾扣押温瑞安与方娥真的景美看守所,如今已变为人权园区(多维记者:杜晋轩/摄)

神州陨落 宝岛冉起

今年9月26日是神州诗社陨落37年,后来温瑞安、方娥真等人事后回忆,由于社员众多(约三百人),在当时的文坛具有影响力,最终树大招风而招来横祸。

叱咤台湾文坛四年的神州诗社,让台湾文坛一度对这帮来自南洋的华人惊艳,此番影响力,让温瑞安与方娥真虽被军事法庭判各交付感化三年,但在包括香港武侠小说大师金庸、台湾的余光中、朱炎、张晓风等人的声援之下,最终温瑞安与方娥真被关押了四个月就出狱。

同一时期,台湾本土化浪潮早已暗潮汹涌,1977年到1978年“台湾乡土文学论战”的爆发,为日后台湾本土意识对大中华意识的抗衡埋下了种子;很快地,一场竞逐台湾人国族认同的“台湾意识论战”在1983年至1984年间,由主张台湾本土意识及台湾独立的知识分子及政治运动人士通过党外杂志开展思想论战,为日后台独奠下了论述基础。

从对历史的后见之名来看,“神州”的陨落,似乎预示着国民党建构的“正统中国”的即将神话不再,神州诗社后再无以信奉台湾为“正统中国”而生的大型侨生组织出现。

难以否认地,无论是“侨生”或“华侨”,此类名词背后的意涵仍有浓厚的大中华色彩,因此在解严后的80年代末,台湾社会在对台湾主体性认知的加深之下,开始挑战“侨生政策”的合理性。由於过去国民党政府为招揽侨生来台,而给予加分、丰厚的奖助学金优惠,经历了80年代末的侨教风波后,侨生福利开始走下坡,在首次政党轮替后跟进一步受到限缩。至今,关于华侨或台侨的名词争议仍盘绕在台湾,最近《多维新闻》独家披露了台湾侨委会将“侨生”改名为“侨(华)生”,官方称这是为尊重侨生的“国族认同”,因当今的东南亚华人的“大中国意识”已不如从前,不一定认同自身为台湾官方所定义的“华侨”。

神州诗社的陨落,除了让我们看见对于“转型正义”,不能只陷入“蓝绿恶斗”、“省籍对立”的囹圄中,其实在当时也有外国人受害外,也让我们看见在台湾所保存的中华文化确实曾灿烂过,成为海外侨生向往的“文化神州”。因此,曾长期以“正统”中华文化捍卫者自居的台湾,不仅是外省族群缅怀神州大地的避风港,也曾是向往“中华文化”的海外华人精神寄托的“文化神州”。

或许以神州诗社的马来西亚侨生为例是较极端的例子,但某种程度上他们代表了当时南洋华人的精神面貌,因在他们的国家因华文教育遭受打压,而同时中国大陆处于文革当中,台湾自然成为了他们为延续文化薪火的文化母国。

如今神州已失落,冉起的是台湾社会主体意识渐高的宝岛,执政者不再如过去般强调台湾拥有“正统的中华文化”,而是以本土的文化软实力力求“让世界看见台湾”。本文不为评价“中华文化”或“台湾文化”作价值高低的判断,只以今夕做个对比,如同今日的台湾不再强调文言文的优越性,但对神州诗社那年代的侨生精神面貌而言,他们或多或少是向往台湾的中华文化而来的,只是那时代已无法“乔”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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