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治天下”背后的统治者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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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推崇的孝不是愚孝(图源:VCG)

以孝治天下是中国古代帝王治国的基本思想之一。

自周朝建立后,周公以周礼完善和巩固了宗法制,并成为后世的准则。“孝”就是宗法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经历了周王朝的大力推广后,至孔子时代,传说时代的尧、舜、虞已经成为不论亲近疏远,以孝悌、厚道为标准选择继任者的明君了。

孔子称赞虞舜:“舜真是大孝子啊!是道德的圣人,尊贵的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享之,子孙保之。”孔子也曾称赞武王、周公是大孝,认为以这种大孝之德去治国平天下,“其如示诸掌”。

但他提倡的忠孝也并非是非不分的愚忠愚孝。

据《荀子·子道》记载:鲁哀公问于孔子:“子从父命,孝乎?臣从君命,贞乎?”孔子曰:“昔万乘之国有争臣四人,则封疆不削;千乘之国有争臣三人,则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争臣二人,则宗庙不毁。父有争子,不行无礼;士有争友,不为无义。故子从父,奚子孝?臣从君,奚臣贞?审问所以从之之谓孝、之谓贞。”

意即古代的孝道,有一个原则,就是“从义不从父”。对于父亲的错误,一定要劝谏,劝而不听也不能服从,因为这样会陷父亲于不义,盲目服从父亲错误的命令并不是真正的孝子。

然而汉朝以降,“以孝治天下”成为皇帝的法宝。《孝经》这本以孝为核心,阐发了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的经书成为流传最广远的经书。虽然此书将忠君和孝顺连结起来,认为有“孝道”的人才能尽“忠”,但书中指出“孝”是上天所订的规范,孝是一个人品性的根本,国君可以用“孝道”治国,臣民可以用孝安身立家,保持地位和富贵。

这本书得到历代君王的高度赞扬,魏文侯、晋元帝、晋孝武帝、南梁武帝、南梁简文帝、唐玄宗,以及清朝的顺治、康熙、雍正等皇帝都曾为《孝经》作注,今天流传最广的注文就是唐玄宗所为。《孝经》也就成为人们必须熟读掌握的经书。

统治者大力推广这本书自然有其道理。不少学者指出,刘邦推翻秦朝建立汉朝,国家政治哲学面临着“宪法危机”,如何解释高祖得天下的合理性成为各学派能否被新王朝信任的关键。

而且与起源于“秦王”的秦始皇不一样,刘邦是一个严重缺乏政治背景与家族资源的“布衣”,除了制造政治神话,宣称自己是“赤帝子”外,刘邦还破除法家“忠于故主”的思想,转而宣传“孝”,即只对自己的家族负责而不是对王朝负责——“非刘氏而王者天下攻击之”。

但刘邦时只是初步提出,真正实现“以孝治国”的是汉武帝。

学者孙景坛指出,武帝一是将“孝治”具体化为用人制度上的“举孝廉”,二是用“孝治”,亦即“推恩令”解决了汉初自刘邦以来一直困扰汉统治者的封国问题。“孝治天下”就成为汉朝指导精神与核心价值。

为了维护“孝治天下”,统治者以身作则,除西汉开国皇帝刘邦和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外,汉代皇帝都以“孝”为谥号。统治者一方面提倡孝道,褒奖孝悌,一方面运用法律手段对不孝行为进行严厉惩罚。

如果说西汉时期的儒家只是装饰法治的外衣,东汉以来,儒家思想开始深入人们社会活动和思想言行的方方面面,“孝治天下”的政治原则逐渐演化成为以孝选官、以孝施法、以孝求忠、以孝训民等一系列制度化的行政措施。

到了唐朝,李世民的皇位经由玄武门之变得来,先是手足相残,继而逼父让位,“忠”“孝”都丧失了合法性。他转而打造自己的文治武功,无论是内政方面的贞观之治,还是“天可汗”式的赫赫武功,都有效增强了李世民的“合法性”。同时,唐朝废除了举孝廉,转而使用科举制网罗人才,“孝”似乎退出了政治舞台。

不过在政局稳定后,唐朝统治者重新捡起“孝”,唐玄宗亲自作御注标志着孝道再次成为统治社会的核心思想,直至清朝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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