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淡宁:中共选贤任能的文化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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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贤任能和西方民主选举各有利弊(图源:VCG)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选人用人上的“不拘一格”颇受外界关注,并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用人观,例如“对待特殊人才要有特殊政策,不要求全责备,不要论资排辈”,又如为更好的选拔人才,要打造一套“能上能下”的制度。他也曾在多个公共场合公开表达了自己对人才的重视,称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是人才。相较于西方的民主选举制度,中国的这套用人制度有着不同的逻辑,并拥有其内在的合理性。

而随着中国实力的持续增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去研究和探讨中国崛起的奥秘,中国的这套用人制度也成为很多人研究的重点,这其中就包括清华大学哲学系与苏世民书院的贝淡宁(Daniel A·Bell)教授 ,他在其新著《贤能政治》中将中国的政治模式归纳为“贤能政治”。在接受多维记者专访时,他表示,中国的精英政治制度原则上是正确的,比西方选举政治更适合中国,西方若了解这种制度的运作模式,也能从中获益不少。

当然得出这种结论并非为博人眼球,而是对现实生活变化的解释。西方经济近些年缓步不前,通过民主选举上台的西方领导人往往无法兑现其选举过程中许下的承诺,人们正在遭受到经济停滞和失业的痛苦。贝淡宁认为,西方民主制其本身并不完美,它有时并不能高效解决具体的问题。

“西方民众对政治领导的道德要求一般来说没那么高,他们最重视的是自己有选择领导的权利。至于领导是不是腐败,有没有能力,不是那么重要。另外,大部分选民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场投票,产生的领导人仅代表投票人的利益,不对后人或者其他国家负责,难免会产生政策上的短视。”所以,贝淡宁表示西方民主制并非衡量政治进步与否的唯一标准。也基于此,选贤任能拥有了研究的价值。

选举政治对民众有着很高的要求,事实上贤能政治同样需要民众的配合。贝淡宁表示,“底层民众最需要的是表达观点的能力和自由。发现领导犯错误,但没有表达的能力和自由,可能很难解决问题。之前三十年,大家对官员最大的要求是发展经济,因为发展经济是解决贫困最主要的手段。但现在民众的要求更为复杂,包括解决贫富差距、环境污染等问题。哪些问题更重要、如何排序、如何解决、如何评价,这些需要讨论,也需要更开放的社会环境。”

腐败也是近些年出现的民众特别关心的问题,贝淡宁对此也有看法,认为中国如此关注腐败,就是与“选贤任能”的价值观有关。“因为贤能政治是中国政治合法性来源的一部分,而腐败会让这一合法性受损。如果领导腐败,会被认为是政治体制有问题。这方面跟民主选举不一样。民主选举中,如果领导腐败,选民可以选择其他的领导。”

相较于西方通过选举的方式去遏制腐败,贝淡宁认为中国更应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去寻找方法,即儒家的自律和法家的他律。

对于自律,他认为,“‘贤’这个字本身就代表着有能力、有道德的,而道德的最基本要求是不腐败。”而这就与中国儒家传统的“慎独”密切联系在一起,即孔子强调的“吾日三省吾身”。自律和道德很重要,但不是唯一的方式,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法家可作有效的补充。“所以现在的反腐就是法家的方式。”他补充道。

事实上中共在反腐过程中也多次强调“治标”和“治本”的关系,以表示治理腐败存在过程。对此,贝淡宁引用了“先礼后兵”这个词。不过他认为应该是“先兵后礼”。要短期见效,可以采取法家的手段,但论长期影响,则需要更改文化,这方面儒家有很大的作用。”

解决腐败问题有利于中共合法性的增强,除此外,中共也一直在寻找从理论上重构政治合法性的方法,即如何将中国传统的儒家和中共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相结合,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贝淡宁认为,儒家和马克思主义有共同的价值观,比如在解决贫困的问题方面。自古以来,儒家学者,比如孟子,就在思考,解决贫困应该用什么方式?如何分配农民的土地等等。从这一方面来看,儒家跟马克思主义者有共同的价值观。

不过,贝淡宁认为需要关注到两者之间难以融合的一面。古代中国人认为,好的社会标准应该是选出一位高素质的领导,《礼记》里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儒家强调选贤任能,认为社会需要精英,问题是应该如何选拔精英,限制他们的权力。但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想是共产主义,没有国界,人们不需要国家和领导,只要大家平等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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