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治国实为“增量政治”而非单纯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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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已担任七个中央级领导小组的组长,开启“小组治国”模式(图源:新华社)

中共十九大后,习近平除任党政军三大要职外,还兼任包括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在内七个中央级的“小组组长”,甚至还兼任了另一些更具机动性的小组组长,比如钓鱼岛应变小组,统辖军队、情报、外交及海监执法部门,旨在钓鱼岛出现外交或军事危机时能够迅速做出反应并制定最终决策。

细数这些组长的管辖范围和责任义务,几乎对当下中国的内政外交实现了全覆盖。外界惊讶之余带着些许不解,一国元首有必要如此事无巨细、亲力亲为吗?而更多的媒体则把矛头指向了“集权”,认为习近平渴望把所有的权力都集于一身。

曾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书记处办公室以及中共中央办公厅任职的吴稼祥解释了个中原委:中共已有的权力结构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存量政治”,不能轻举妄动随便废除,更可行的是选择“增量政治”,即不动原来的机构,而新设自己指挥得动的机构,例如成立领导小组、委员会等达到自己的施政目标。

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的“小组治国”,并非如外界所言只是单纯为了集权之目的,而更多的是冲破改革阻力、摆脱现有官僚机构羁绊的有效手段。

众所周知,在中共十八大之前的政治局面呈现出权贵操控国家政权的寡头政治,虚化了政权的统一,悬置了国家的法度,把持了各级权力,使国家陷入帮派化、团伙化的状态,被戏称为“九龙治水”。

面对如此积重难返的境况,习近平悄然以小组治国的“增量政治”最大限度地避免了改革推进过程中来自各方的阻力和抵抗,也避免了因剧烈冲突而造成政局动荡从而导致社会不稳的“大忌”。此外,以问题为导向设置凌驾于几个部门之上的新权力机构可以以最快的速度调动资源来解决问题,这种把本来是发生特大事件时的应急处理预案应用于日常的工作中确实能够提高工作效率和推进改革前行。更重要的是,“增量政治”作为一种模式是可复制和推广的,上到国家级顶层设计,下到乡镇级基层办事机构,从中央到地方每一处面临“九龙治水”局面的组织都可以尝试利用。

其实小组治国的模式并非习近平首创,而是中共前领袖毛泽东的发明,作为中共党政系统中常规治理方式之外的补充,在特定时期以组长牵头组织联席会议、多部门联动的方式完成决策。因众多小组在官方资料中鲜有详细记载和公开报道,且既不挂牌子,也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和确切的人员编制而让外界认为其很神秘。

旅美学者何清涟分析说,习近平“小组治国”模式可以看作是对中共政治传统的延续,但与以往相比有三个明显特点:从小组成立的密度来看,堪比延安整风时期;从其亲任组长之多来看,远超历届中共最高领导;从小组活动的方式来看,从过去的神秘隐身走向公开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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