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划定指标:镇反与反右的历史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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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建政后,国民党在大陆留下一大批反革命分子,破坏活动日渐严重的趋势。随着朝鲜战争爆发与中国出兵朝鲜,毛泽东意识到,这是一个彻底清除国内反革命分子的千载良机。因此,中共中央1950年10月8日正式决定出兵朝鲜,2天后毛泽东就主持通过了《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即“双十”指示,要求坚决纠正镇压反革命中“宽大无边”的偏向,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大规模镇压反革命的工作。

山西平陆公审反革命(来源: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一些地方按照“双十”指示的要求,公开判决,发布消息,声势浩大。1950年2月17日,北京市一夜之间逮捕反革命分子675人,次日公开处决58人。3月25日,又将199名反革命分在三处枪决。已经在镇反运动方面走在前列的天津,早就采取了相同的做法。1950年3月,中共天津市委提出一个补充计划,准备在已经处决150人的基础上,再处决一批人。毛泽东对此高度赞赏,马上转发各地,并指出:“人民说,杀反革命比下一场透雨还痛快。”

按人口比例为各地制定“杀人指标”

“双十”指示明确提出要以政务院颁布的《惩治反革命条例》作为法律依据。经过立法程序,政务院于1951年2月21日颁布《惩治反革命条例》。《条例》中涉及可处死刑的罪名主要是反革命罪,包括背叛祖国罪、策动叛变罪。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为了使地方上能够放开手脚,有意放宽对“反革命罪”的解释,处刑标准执行起来更是有相当的自由度。该杀不该杀,主要取决于是否“首要分子”,或是否“情节严重”,二者占其一者,均可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1950年1月17日,毛泽东读到中共中央中南局转来的湘西第27军的镇反报告,发现湘西21个县仅军队就处决了匪首、恶霸、特务4,600余人,并且还准备由地方再处决一批。反观人口密度较大,特务活动猖獗的华东地区总共才处决2,911人。毛泽东认为,华东地区多数都是用比较和平的方法进行土地,匪首恶霸特务杀得太少。在平衡了各地方上报的处决人犯计划之后,毛泽东计算出一个各地应处决人犯的比例数。同年2月,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共中央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了处决人犯的比例问题,“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

据此,毛泽东明确指示上海和南京的负责人说:“上海是一个600万人口的大城市,按照上海已捕2万余人仅杀200余人的情况,我认为1951年内至少应当杀掉3,000人左右。而在上半年至少应杀掉1,500人左右。南京是国民党的首都,应杀的反动分子似不止200多人,应在南京多杀。”法律量刑主观随意,加上杀人定指标,错杀、滥杀在所难免。

从具体实施来看,采取的是“先镇压、后进行法律补充”的倒置式办法,补充法律依据也只是为了更快、更多、更严厉的镇压这种阶级异己分子,而不是为了宽宥这些人。在运动中夸大、渲染和制造仇恨,以“革命”的名义大开杀戒。

随着各地大张旗鼓地开展镇反运动,民众热情和要求节节升高,“不要宽大,该杀就杀”。正是由于这样的舆论导向,镇反运动在一些地方演变成为以“打击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旗号的阶级报复运动,出现了不少冤假错案。

许多冤假错案令人痛心。例如,湖南衡阳茶市以刘伯禄为首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因多数人出身地主,再加上南下工作组干部靠“逼供信”,怀疑当地有“反共救国军”,因此相信以刘为首的当地党组织和其所领导的青年团、农会和励淬学友会等组织,即系“反共救国军”及其外围,进而将刘定为“匪特头子”、“恶霸地主”。结果200余人受到株连,许多人被吊打逼供,8人被枪毙,5人被判刑,4人被开除公职,1人下落不明。

由于勉强凑数竟把大批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打成了反革命。甚至包括曾受中共领导、但具有灰色掩护的地下武装人员,也被列入“杀”、“关”、“管”的名单之中。著名作家朱自清的儿子朱迈先,早年追随共产党,抗战期间由中共指派加入了国民党军队,国共内战后期还策动桂北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成功,却在镇反运动中被当成历史反革命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1957年,毛泽东在总结镇反运动的经验教训时说:“一些有严重罪行的反革命分子被判处了死刑,这是完全必要的,这是为了解放长期被反革命分子压迫的广大群众,也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原有的反革命分子肃清了,还可能出现一些新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严重的犯罪分子,我们“还必须继续和他们斗争”。

1957年,中国国庆节游行队伍中的反右和整风标语(图源:VCG)

毛泽东定指标揪出中共党内右派24万

随着镇反运动进入尾声,中共又发起反右运动。1957年4月中共在全党进行整风运动,在“大鸣大放”中,出现一些反对中共的言论。毛泽东引蛇出洞,在其亲自起草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中称:“我们随后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并不要钓。”6月上旬中共决定实行反击,在全国范围内,主要在知识分子和国家干部中进行反右派运动,到1958年夏末基本结束,批判与划定数十万“资产阶级右派分子”。1978年9月,中共决定对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进行复查,99%以上的右派获平反,仅留极少数不予纠正,以证明反右运动正确,这是严重扩大化了。

在反右运动中,毛泽东再次为右派划定指标。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在《我对局势的几点看法》的党内指示中写道:“看来党外知识分子中,右派约占15%—20%,可能是保守的。党内知识分子约占5%—10%。民主党派中右派可能高达20%以上。高等学校中的右派也不会少于10%。”

1956年中共八大时有党员1,200万人。参照八大代表成份分析,60%为工农,工农不划右派。40%可以划右派的党员包括各级干部、知识分子、军官和其他阶层,约有480万人。根据毛泽东信口开河订下的指标,党内右派有24万到48万人。

1959年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发表的党内文件《县委书记以上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和1958年中共中央组织部红头文件《关于今后接受党员工作的意见》透露,自1957年6月至1958年6月,党员总数共减少27万人。扣除自然死亡、划右以外的其他因素、因内控右派或中右而劝退或取消预备期的党员而外,分散在各行各业的党员右派总数在20万至24万左右,占552,877名官定右派总数的36%—43%。在反右运动中受清洗党员数量之大、比例之高,可见一斑。

1958年3月在成都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中认为,党内反右运动“实际上是一次清党,1,200万党员中,清除20万,百把万,不算多。”毛泽东订下的党内右派指标,在反右运动中完全实现了。

这个数据不包括中共党内划的中右分子和内控右派,他们仅受不开除党藉以外的其他党纪处分,对外保密,组织部门掌握。例如中国外交部长助理乔冠华和中共中央党校校长杨献珍,乔冠华在鸣放中赞成实行美国国会两院制,外交部长陈毅说:“乔冠华是外交部右派的首领。是露骨的,彻头彻尾的反革命,足够定为右派。”但处理时上报中央书记处,批覆仅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杨献珍起初一个右派都抓不到,刘少奇警告他:“我看你就像个右派。”中央书记处撤掉他的职,他只得让秘书马鸿模当了右派。

60年前的反右派运动,系由整肃知识分子和清党两部分组成,以整肃知识分子开始,以清党告终。其直接后果是引发饿死3,000万人的大饥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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