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邪教引发的蒙汉仇杀 中国赢得内蒙却丢了外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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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出自1911年外蒙古宗教领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派代表团前往俄罗斯寻求沙皇政府帮助独立时的请愿书。长期以来,对于外蒙古独立大多从国际关系解读,极少有谈及蒙古独立背后的民族问题——蒙古族与汉族的矛盾,尤其是发生于光绪17年(1891年)的民族仇杀。按照马克思哲学的观点,如果说,国际关系是外因的话,无疑民族矛盾的内因才是决定性因素。

1913年法国摄影师斯蒂芬·帕塞(Stephen Pasay)拍摄的蒙古喇嘛与白塔(图源:The Wonderful World of Albert Kahn)

汉族的外迁与蒙汉矛盾

1712年,清圣祖康熙皇帝下诏“盛世滋丁,永不加赋”,终结了中国一千多年征收人头税的历史。其后果之一即是清朝人口暴涨。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郭松义《清代人口流动与边疆开发》一文,1741年清朝直辖区人口为1.4亿,到1794年增加到3.1亿,50余年翻了一番,到1840年已达4.1亿。

人口的快速增长,在古代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必然超过原有土地的承载能力,引发人口大规模地向新开发地区迁移。比如有名的湖广填四川、闯关东、走西口。长城以北的蒙古、满洲地区原本是禁止汉族迁入的,但在人口压力下清朝政府也不得不默许汉族出关,进入内蒙古、东北三省。

雍正元年(1723年),面对山东、直隶等地饥荒,清政府采取“借地养民”的政策,允许饥民翻越长城进入热河都统辖下的蒙古卓索图盟、昭乌达盟。最初清政府采取的是“燕行”政策,即汉族春季前往长城外开垦土地、耕作,秋季收获后返回关内。蒙古贵族也乐于从汉族耕作中收取地租获得收入,因而甚至通过将蒙古族妇女嫁给汉族的方式使部分汉族得以列入蒙古旗籍长期居住。

根据《光绪朝重订承德府志》卷23记载,到乾隆47年(1784年),热河都统辖下卓索图盟喀喇沁三旗(今内蒙古喀喇沁旗)、东土默特两旗(今辽宁阜新县、北票市)境内汉族居民已达45,410户、182,891人。也就说,随着汉族的不断迁入,这一地区的人口结构已发生变化,原本的主体民族蒙古族实际成为了少数。

因应这一变化,清政府在热河都统下按照汉地惯例设立了承德府,下辖一州五县——平泉州、滦平县、丰宁县、赤峰县、建昌县、朝阳县,以汉制治汉民。从而形成汉制的府州县与蒙古各旗衙门犬牙交错的局面。

在这种杂居的情况下,蒙汉矛盾逐渐积累。既有蒙古族地主压迫汉族佃农,也有汉族商人在交易中坑骗蒙古族。时任昭乌达盟盟长、敖汉旗贝子达克沁对汉族异常残暴,汉族人如果担柴草等物到贝子府街出售,往往被其奴仆苛罚责打。如有汉族人违禁上山砍柴,轻则鞭挞辱骂,将柴草焚烧,没收绳子、担子、斧头、镰刀,重则施以酷刑,“如以碗口粗小树砍去枝梢,削其顶为尖,将犯山人衣服尽脱,并将小树弯在地以索尖插入肛门,陡一松手将人撅在半空,旋即落地,摔得脑浆崩裂”。其子四喇嘛也不遑多让,随意增加汉族佃租,夺人田产。

蒙古族长期从事游牧生活,并无商品经济观念,在与汉人的经济交往中常常处于下风。如昭乌达盟克什克腾旗衙门在出售土地时并不依据土地面积大小,而是看买主的经济实力,富人高价穷人低价,并且还不约定具体的面积。结果汉族人以1顷(100亩)地3两银子的代价就买走了旗内所有适合耕种的土地,而当旗内蒙古人想耕作时就变成了1两银子1亩。长期在经济活动中处于下风,无疑在蒙古族心中加深了汉族狡诈、贪婪的印象,对汉族充满了怨恨。

此外,汉族的经济活动也促使蒙古族贫富分化加剧,更增加了底层蒙古人的怨恨。19世纪后半期天主教传入这一地区后,蒙汉民族矛盾更加复杂。最终酿成汉族暴动屠杀蒙古人,蒙古人则借清朝镇压屠戮汉族。

对于最终酿成汉族暴动的原因,大多数人认为是不堪蒙古族的压迫,尤其是达克沁的压迫,暴动的首要目标、损失最大的即是敖汉旗。出生于卓索图盟喀喇沁右旗的清朝蒙古族教育家汪国钧是这次暴动的亲历者,在记述本旗近代史的《蒙古纪闻》一书中,则认为是汉人“反客为主,欺辱蒙古人”并“相习成风”,汉人暴动的原因是企图利用人口优势拒绝纳租,“这正是蒙古人最为愤恨的一点”。

不过,无论是什么原因酿成的暴动,蒙汉矛盾激化是确定无疑的。平定暴动后,直隶总督李鸿章、热河都统奎斌在给光绪帝的联名奏折中也写到“蒙古、客民结怨已深”。

金丹道暴动

有清一代,由于异族统治,以反清复明为号召,民间宗教野蛮生长。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史专家刘子扬统计,教派明目有107个之多。也有学者估计,清代民间宗教派别总数不下四五百种。

这种民间宗教,在平时充当底层民众的保护者,一旦有事则承担了民间反抗活动的组织动员职能。白莲教起义也好,太平天国起义也好,宗教都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场汉族反抗蒙古族的暴动中,承担这一职能的是金丹道。当然这些民间宗教在清政府眼里都属于欲杀之而后快的“邪教”。

金丹道全名金丹八卦教,又称皇极金丹教,简称金丹教。清世宗雍正年间,由江西饶州府人黄德辉创立。乾隆年间,直隶平谷县人张荣在直隶传播金丹八卦数,嘉庆年间先后两次遭清政府剿灭,但该教并未销声匿迹,在直隶承德和东北地区继续进行秘密活动。也有学者认为金丹道属于白莲教的一支,创建于嘉庆年间,到了光绪时期已经在热河地区广为流传。

1913年法国摄影师斯蒂芬·帕塞(Stephen Pasay)拍摄的蒙古族士兵(图源:The Wonderful World of Albert Kahn )

敖汉旗杨家弯子村人杨悦春,是热河地区最早接受和传播金丹道教的人,金丹道暴动的领导者。蒙汉矛盾的尖锐,在蒙古贵族、汉族地主、官府以及天主教的联合挤压下,金丹道无疑成为汉族底层平民寻求结社保护的希望所在,因而发展很快。

1891年,热河地区发生水灾,粮食减产,社会秩序渐趋混乱。9月,谣传金丹道徒将攻打达克沁的贝子府,达克沁因而调集蒙古兵以防不测。杨悦春得知这一消息后,又谣传达克沁“欲调蒙兵杀民腾地”,遂决定先发制人。以“平清扫胡”、“仇杀蒙古”为口号,杨悦春号召金丹道徒参加暴动。教徒为“泄多年之积忿”,欣然跟从。

10月10日夜,金丹道徒围攻达克沁贝子府,激战两三个时辰攻陷贝子府。除第三子出家在外及长孙逃走外,包括达克沁在内全家23口悉数被杀,贝子府及附近一千多蒙古人或被杀或被冻死,达克沁的家族墓地也被掘毁。每杀一人,金丹道徒便“口呼:尔等尚吃租乎?尚施威乎?”

攻陷贝子府后,杨悦春即以贝子府为开国府,竖起反清旗帜,兵分四路,攻打附近各盟旗。对蒙古人则声称与其有仇,“凡遇蒙古人及喇嘛庙宇无不烧杀抢毁”,对于汉族入则称“相从入教,则从此不受蒙古欺侮”,各地与蒙古人有仇的汉族人纷纷响应。在金丹道进攻下,敖汉旗、翁牛特右旗、土默特左旗、奈曼旗等旗衙署先后被攻占。

暴动发生后,清政府立即调动直隶、奉天两地清军由直隶提督叶志超统领镇压,各旗蒙古人纷纷充当向导协助清军镇压,借清军之手屠杀汉族,由此清军的镇压演变成了又一场屠杀。一些蒙古人尾随清军,“到处搜刮学好(金丹道)亲族,指为叛逆,遭杀戮倾家败产者不计其数”。敖汉旗蒙古兵,因其亲族在金丹道暴动中损失最惨重,“每见汉人即欲杀之矣”。

蒙古人这种屠杀,甚至引发了清军统帅同为汉族人的叶志超的不满。叶志超还向清政府上书称,喀拉沁右旗蒙兵,“于贼匪剿平之处,声言搜拿余匪,残杀老幼客民甚多,请饬禁止”。最终,经直隶总督李鸿章同意,由叶志超捐款两千两白银埋葬被屠杀的蒙汉民众。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负责的地方官员对于蒙古死难者一概不管,只埋葬汉族,喀喇沁右旗王府不得不自行处理。

据《朝阳县志》记载,仅朝阳、建平两县蒙古人、汉人死亡人数就高达10万人。叶志超在奏折中则称,两个月的暴动中只有两万人死亡。1990年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的调查报告认为,十天内约1万土默特左旗境内蒙古族被叛军屠杀,1,000个村屯被袭击烧毁,十几万蒙古人被迫背井离乡。

究竟有多少蒙古人、汉族人死于这场暴动,目前并未有权威的数据,但损失无疑是惨重,在两个民族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难以评说的影响

金丹道暴动对于中国的影响是及其复杂的。一方面,民族仇杀加剧了蒙古人对汉族的仇视,1902年清政府在蒙古地区的“移民实边”新政,即鼓励汉族向蒙古地区移民,又使外蒙古人与满洲的传统纽带破裂。两相作用下,外蒙古开始谋求独立。1911年,外蒙古宗教领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派代表团前往俄罗斯寻求帮助。从此,外蒙古在外国势力支持下,在独立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另一方面,中国对于内蒙古地区的控制却因而增强。暴动平息后,李鸿章给出的解决蒙汉矛盾之道是:“佃种蒙地者,由地方官征收,蒙古王公派员领取;商民领取蒙古赀本贸易,或彼此赊欠致有亏折,亦应送地方官持平论断,毋稍偏倚”。也就说,蒙古王公被剥夺了行政管理权,仅保留从地方政府获取租税的权力,清朝地方政府取得了这一地区的完全控制权,实现了“改土归流”,为民国时期的建省奠定了基础。

此外,在暴动中大批蒙古人北迁避难,加速了内蒙古地区蒙古族的农耕化。位于大兴安岭南部的科尔沁右翼前旗的农耕化就是由金丹道暴动中逃难的卓索图盟蒙古难民开创的。内蒙古地区的农耕化,无疑会加深其与汉族地区的经济联系,使其融入整个中国经济体系,再难分离。从而使内蒙地区尽管不乏闹独立者如德王,但从未得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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