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政坛特殊群体 “北京人”进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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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关北京市打造通州区“城市副中心”和北京市领导班子搬迁的新闻,成为中共反腐降温、极端社会事件减少、舆论场净化后,中国时政动向陷入低潮期的焦点。这是疏解北京城市拥堵格局,打造“京津冀一体化”战略的其中一环。

坊间曾传,北京市领导班子对于搬离中南海近侧颇为抵触,而习近平为此发出了“你们不搬我们搬”重话。近几个月,搬迁规划似乎有所提速。不过以目前最新报道的北京当局仍未按时搬迁办公来看,对中国首都的这项改革进展仍然不太顺利。这也有难以避免的客观原因。

分析人士称,与中国其他地区相比,作为中共中央所在地的北京市享有得天独厚的特殊政治优势。与中南海比邻而居则近水楼台先得月,这可能是北京方面未能及时搬迁的一个重要原因。事实上,北京与中央之间,确实已经达到了密不可分的程度,而且这种亲密程度可能会日渐加深。

北京即中央 北京即中国

在中国历史上,北京成为首都之后,在地方官场常被代指中央。在如今国际媒体中,北京更是被代指整个中国。其背后有着诸多客观原因。以北京代指中国政坛中央和整个中国,确实也有一些合理之处。

中国在职领导人大多居住在北京,其工作范围也是以北京为主。一年中,很多人仅有少数十几天会到外地调研、飞往他国开展外交,或是到北戴河休假。

当然,更准确地说,中国中央领导层和相关机构的活动主要集中在北京二环以内的中南海。不过,如人民大会堂、中国政协礼堂、中国公安部、中国外交部、京西宾馆、钓鱼台国宾馆等政治活动场所都在中南海之外。

身在北京,或许确实会让人对中国政治有更现实和直接的体会与理解(图源:VCG)

作为中央集权型单一制国家,中国国家级别的单位机制也大多会云集在北京。例如,事关中国经济命脉的众多央企的总部、以举国力量供应的一些高校,等等。在京津冀一体化规划中,一些单位可能会被迁到新成立的雄安新区等地,也有相当一部分可能会得以保留。

另外,北京等四个直辖市的官员比其他地区同一层级官员级别更高半级,也能体现出北京的特殊性。

中共政坛难以计数“北京人”

中国中央与北京的关系,还体现在官场人员的交集上。如果仅仅计算籍贯在北京的中央领导人员,可能为数不多。中共十九届中央委员204人里,拥有北京籍贯者只有7人,分别是新任政治局委员的中央财经办主任刘鹤和在中国人大工作的王晨、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新任国台办副主任刘结一、国资委主任肖亚庆、工信部部长苗圩、中国政协常务副秘书长潘立刚。

这一数字远远不及籍贯为山东的30人、籍贯为江苏的22人,以及两位数规模的河北、辽宁、浙江、河南、湖北等省份。不过,如果再算上与北京有所交集的官员,其数字将极为可观。这种交集主要体现为三类。

其一是在北京出生和成长。红色后代和官二代,特别是中央系统工作官员的后辈,很多都是出生在北京。他们具有比较明显的官场资源,仕途之初可能就会进入中央机关实习历练,亦容易得到提拔重用。

其二是在北京上学,主要是指大学和更高学历在北京取得。北京集中了中国顶尖的高校群体,亦汇聚了中国大量精英人才。这些高校与官场之间可以通过不同方式建立人才输送渠道。有对中共十九届中央委员204人的学历统计显示,毕业于北京中央党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10所大学的中央委员数量共计75人,占总人数的36.76%。

其三是在北京做官和生活。另有对中共十八届中央委员的统计显示,除了军事系统的39人,中央在京单位(包括中共中央、国务院各部门、直属高校、事业单位和央企)的中央委员约有43人,与其余30个省级地区分布中央委员的数额比例约为1:3。

即使是在外地工作的中央委员,其中又会有相当多的人曾在中央历练,或是由中央“空降”任职。近年来,中央空降地方担任要职案例增多,北京背景亦成为中国政坛许多官员的重要标签。

分析人士表示,对于官员来说,不论是在北京成长、工作、学习和生活,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特定的影响,或者说在外界印象中获得了特殊的身份象征。在北京的经历,不仅有助于拓展在北京官场或是中央的资源人脉,也可能会受到政治意识和视野层面的感染,更懂得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听指挥。

不过在另一方面,虽然很多与北京有所关联的官员起点较高、仕途较为顺遂,未来占比难免会越来越大,却相对缺乏地方一线或作为一把手的磨炼。后者也是近年颇受重视的官场资历。北京、中央与地方之间的频繁交流,是破除中国官场群体特征固化,以及保持执政队伍整体团结和活力的重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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