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如何将蒙古推进俄罗斯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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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时,蒙古王公封爵制度已成熟(图源: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在清朝建立初期,蒙古王公无疑是受到尊重的。在清军入关前,满、蒙之间就存在着联姻—同盟关系,满、蒙通婚已是一项国策。随着清军入关和蒙古人所辖主要地域进入清帝国版图,双方关系更加密切。顺治帝曾经宣称:“朕世世为天子,尔等亦世世为王,享富贵于无穷,锤芳名于不朽。”

据清朝皇家族谱《玉牒》记载:满、蒙联姻共595人次,其中出嫁给蒙古的满洲格格达432人次,娶蒙古王公之女的满洲贵族有163人。

通过联姻,大量蒙古人进入清统治上层。清廷对蒙古封建主分别加封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六等爵位;其下还有一至四等台吉、塔布囊,且受封为六等爵的和执政的台吉、塔布囊都有俸禄,不论执政与否,其领主身份和爵位都是世袭的,都享有特权。

可是随着清朝统治的稳固,蒙古王公的利用价值削弱。且在长期统治中,清朝统治者已完全接受明王朝所遗留的“华夷之辨”,以正统自居,反而以蒙古为“夷”了。

于是自19世纪中叶,清廷逐渐收回从前赋予蒙古王公的特权和优惠条件。他们停止付给大多数王公、台吉的俸禄,也不提高他们的爵位了。

库伦办事大臣和乌里雅苏台(定边左副)将军最初都是由蒙古人担任,后来蒙满相间,最后专由满洲人或视同满族旗人的蒙古八旗人士充任。他们由专办夷务、边卡、军事而变为监视蒙古,干预盟旗行政的官吏,其中尤以库伦办事大臣为最。这样使“蒙人治蒙”渐渐变成了“异族统治”的忧虑。

随着沙俄势力的扩张,清廷想要废除蒙古封禁制度,使它与内地成为一体,以消除俄国侵略势力威胁的“边患”,这种思路是正确的。可是其行事既不能保障蒙人利益,也抛开了蒙古王公,反而引发了民族认同问题。

清廷对抗沙俄不愿依靠蒙古王公,反而缚紧管理蒙古的绳索,增加了驻库伦大臣的职权,但台湾学者札奇斯钦在《蒙古的独立自治和撤治》一文中指出,在蒙古人来看,清廷只是增加对於自己的监视和怀疑,对俄人却处处让步,不能不有所痛心。

另一方面,随着封禁制度的废弛,汉民大量涌入蒙古。学者陈孔立在《清代台湾移民社会研究》一书中指出,“移民进入新居住地,必然要和先住的土著居民互相接触,利害冲突难免发生。”他将这个必然过程称之为“移民社会的转型”。

日本学者孛儿只斤·布仁赛在《边缘地区异族冲突的复杂结构——围绕1891年“金丹道暴动”的讨论》一文中详述了这个过程:当大量汉民移居至蒙旗,并从原有的集团社会里要求各种权益的时候,蒙古王公和上层自然会担忧这些移民毁坏原有的社会秩序。为此,他们对汉民制定了严格的规定,还对他们课以重税。这些被汉民视作歧视,客观上推动了汉民群体发动暴乱。迄19世纪末,蒙汉之间两个对立的群体之间猜疑加剧,最后演变为光绪十七年汉人对蒙人的屠杀,即“金丹道事件”。这场暴动的冲击波及了清末的整个蒙古族社会,其中包括内蒙古和外蒙古,并加快了其后几十年间蒙古人与汉人之间的冲突。

在蒙清关系逐渐走向恶劣之时,俄罗斯在蒙古经营多年的努力得到了回报。日本学者矢野仁一在《近代蒙古史研究》中详细的记述了这个转变。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俄人柯乐德(Grot)从北京以个人契约的方式,取得了在蒙古金矿的开采权。光绪二十六年,柯乐德在离库伦三百华里之地开始采掘,却被土谢图汗所严禁。施什玛勒夫(Chichmarieff)与库伦办事大臣连顺交涉也不得要领。连顺既不能否认北京所许可的契约,也无法迫使土谢图汗让步,结果竟交由土谢图汗与施什玛勒夫商洽办理。施什玛勒夫为调节蒙古王公的不满情绪,以“赔偿”为名,当场拿出10万卢布贿赂蒙古王公。随后,施什玛勒夫出席土谢图汗召开的王公贵族全体会议(Quraltai),声称满清要在“经济上、政治上灭亡蒙古”,俄国是“希望把蒙古王公从这种难堪的状态中挽救出来”,只有“通过俄蒙贸易和金矿开采”,才能“增进蒙古的国王、人民和王公的繁荣”。施什玛勒夫的长袖善舞化解了一场针对沙俄的危机,并成功离间了满蒙关系,一场极端反俄的会议由于满清无法保障蒙古人的利益,竟变成了亲俄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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