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低端人口到新北京人 “京官难当”隐藏何种政治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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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1月30日,中国北京市政府消息称,北京,这座拥有超过2,000万人口的城市,将在2018年分配1.5万套公租房,并且将从所有公租房和共有产权房中拿出30%比例面向“新北京人”的专项分配制度将会长效化、制度化,促进职住平衡。

“新北京人”的说法,让中国网民想到了在2017年底发生的北京政府清理“低端人口”事件。因为在2017年年末,北京大兴地区,发生导致多人死亡的火灾。为了消除隐患,北京政府开展了一系列清除在京低端行业务工人员的行动,舆论将其称为“清理低端人口”。这个运动在海内外引发广泛争议,让北京市政府饱受批评。

在此之后,“清理低端人口”运动暂时停止,但是如何保证北京这座“超大型城市”,能够在外来人口不断涌入的现状下,增强社会治理,保证“住有所居”,中国社会曾引发对此公共政策的讨论。

此次,北京市住建委副主任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北京政府将“要求每个租赁房项目都要配建一定比例的职工集体宿舍,要精准分配到确实有需要的人群中去。第一类是满足租赁住房周边就业人群的居住需要;第二类是满足各区公租房备案家庭的需要;第三类是解决租赁房周边的城市生产运行服务人员及普通劳动者能够安全、有尊严的居住问题”。他还表示北京将会将一定的公共住房资源向在中国被称为“北漂”的新北京人分配。

对此,部分中国网民表示出看到北京政府根据民意调整政策的决心。而关心中国政治的观察家由此看到,在政治层面,相比中国其他地方官员,在中国首都北京做官的“京官”,从政更加困难。

“京官”为何难当?背后是“首都无小事”这种高度政治性要求之下,北京官员如何作为的问题,其中掺杂着政治、社会治理、官员能力等一系列因素,并主导着北京官员的行为模式。

北京政府称将从所有公租房和共有产权房中拿出30%比例面向“新北京人”的专项分配(图源:VCG)

就以2017年底,北京政府清理低端人口的运动来看,舆论场中充斥的是对于北京市政府运动式行为的批判。但是也要看到这个过程中京官“难言”的委屈。

委屈之一,在于对那些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违建房屋。过去几年,北京市政府其实一直在不间断地推行,包括在违建集中的地区频繁贴出告示督促住户搬离。但是这种督促是疲软、毫无推行力的,政府又无法用强硬的手段去“强拆”,就导致了问题一直拖延至今。

委屈之二,在于今天北京是一个拥有2,300万人口、城市面积约等于2.5个上海、16个香港、20个纽约的大型城市。一方面是人口快速聚集,城市面积庞大,另一方面是治理能力和手段未能与之相随快速提升,导致问题不断积压,击鼓传花,如果将问题仅仅苛责于蔡奇一人,并不客观。

委屈之三,就因为北京是首都,首都无小事,事事连政治。这句话是北京官场的明规则,只有深刻理解这句话,才能理解北京政府及其官员的行为模式。

清理低端人口的理由源自对于这些所谓“低端人口”所居住的违建乱搭房屋的清理,为何北京政府会使用如此强硬的手段,甚至不惜“羽毛”去整顿这些违建房屋,直接导火索是北京大兴区“11·18”火灾导致了19人死亡的惨剧。这种公共安全事件,即使导致1人死亡,在北京都会被放大,引发关于城市治理的颇多质疑,更何况死亡19人之多。如果说北京市政府不对此事紧张,有应激性反应,才是不懂政治,不关心民生的做法。只是随后这种应激性反应表现过度。

在北京为官如此之难,为何中国的官员们,仍然以“做北京官”作为毕生追求之一?这还是源于相较于普通的地方官员,北京官员通常都能得到更好的仕途规划。比如北京市委书记就是少数能够位列政治局、身处权力核心、参与中央最高决策的地方大员,这些优势都是一般性地方官所不具备的。即使是普通京官,相比他们地方上的同僚,普遍具有较高的学历和理论水平,懂得政治,并且擅长“领会”中央精神。这些特质是普通地方官员难以具备的,是需要在北京这种政治氛围长时间培养熏陶而成的。“京官”经验也更有利于他们从北京走出去,成为其他省份的高级干部。

无论如何,北京作为首都的特殊性,决定了“京官难当”在过去、今天以及未来,都将是中国政坛一个政治话题。也正是因为这样一个命题,再一次让人们感受到中国官员治理能力亟待现代化的迫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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