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亲密战友反抗文革的最后一次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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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官方将文革定性为一场由毛泽东“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然而毛泽东发动文革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一帆风顺,来自曾经的亲密战友们的阻力无时不在,尽管他们可能并非反对文革。

文革中的毛泽东(图源:VCG)

抵制文革的第一波浪潮

1965年11月10日,在毛泽东授意、江青策划下,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将矛头指向明史专家、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吴晗1960年发表的历史剧《海瑞罢官》称其是要为彭德怀翻案。这一事件被视为文革的导火线,也是为文革制造舆论的标志性事件。但就在这一事件发酵过程中,首先就遭遇到了抵制或者说杯葛。

时任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的彭真,同时也是“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该小组成立于1964年7月,专门负责文艺界的整风运动,副组长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宣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兼文化部长陆定一,组员包括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康生,中宣部副部长兼文化部副部长周扬,中宣部副部长兼《人民日报》总编辑、新华社社长吴冷西。由于姚文元的文章未经中共中央批准,因而彭真将姚文元的做法视为严重错误、违背了中共的纪律和党内生活准则,对吴晗表示了支持。

1966年2月3日,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由彭真主持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五人小组向中央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提出“已经查实吴晗与彭德怀、《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无关。吴晗的问题是学术问题,学术批判不要过头,要慎重对待”,试图将批判限制在纯学术范围内。同月,在刘少奇主持下,在北京的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通过了《二月提纲》,作为中央文件下发。其间,彭真、陆定一、康生曾专门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二月提纲》,毛泽东既没有表示赞同也没有表示反对。

然而,很快形势就急转直下。1966年3月下旬,毛泽东多次与康生、江青谈话,批评《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是错误的,要求中央撤销《二月提纲》,批评彭真“北京市委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要解散市委”,“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4月,在毛泽东指示下,中央书记处会议通过决议,撤销《二月提纲》并彻底批判其错误。5月4日,林彪掌握的《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5月9日,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将矛头指向“反对毛泽东路线”的彭真、吴晗等人。

1966年5月16日,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被撤销,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取代,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被撤职,文革开始。

文革爆发后,毛泽东鉴于党内走资派掌权,决定走群众路线,发动群众“闹革命”,首先被发动的是红卫兵运动。在红卫兵运动中,尽管刘少奇、邓小平等当时掌握中央权力的人,也就是所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能并不反对红卫兵运动,可能也同样有借红卫兵运动整肃政敌的想法,但作为掌握政权的人或者说既得利益者天生的维护社会稳定的考量,1966年6月3日刘少奇主持的中央会议通过了李雪峰提出的文革八条——大字报要贴在校内;开会不要妨碍工作、教学;不准学生上街游行示威;内外区别对待,不准外国人参观,外国留学生不参加运动;不准到被揪斗的人家里闹;注意保密;不准打人、诬蔑人;积极领导,坚守岗位,并向学校派驻工作组,为运动降温。

刘少奇这一举动,不仅引起学生的不满,也被毛泽东视为镇压学生运动。毛泽东声称,“在前清时代,以后是北洋军阀,后来是国民党,他们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现在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毛泽东再三督促下,工作组被撤销,刘少奇、邓小平稳定局势的举措失效。1966年8月,毛泽东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刘少奇、邓小平失势。

老帅们最后的努力

在红卫兵打倒一切之下,尤其是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掀起了夺权风潮,文革从学校蔓延到政府、军队,老革命们与文革的矛盾愈演愈烈,终于酿成了“二月抗争”的总爆发。

1967年2月,为了及时处理文革中问题,每隔几天即由周恩来主持召开碰头会,吸收相关方面负责人参加。此前的1月,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三位老帅为保持军队稳定,刚刚迫使毛泽东同意了军队文革八条意见,可能受此鼓舞老帅们与国务院的老革命们在工作会议下向文革派发难,抵制文革。

2月11日的碰头会上,叶剑英责问:“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上海夺权,改名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到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徐向前拍着桌子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你们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真支柱!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

2月16日的怀仁堂会议争论更加激烈,史称“大闹怀仁堂”。谭震林大将为保老部下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首先向张春桥发难,“你们就会利用群众来把老干部一个一个都打倒,老干部革命几十年,现在被弄得妻离子散。几个中学生,喊个老子英雄儿好汉,就变成了反动血统论,你们才反动呢!蒯大富什么东西!搞了个‘百丑图’丑化我们党,这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你们怎么不管了!这个文革是党史上最残酷的整革命干部的运动,就一个出海捕鱼问题,你们就斗了我四次。江青硬是要把我整成反革命,这是她当面跟我说的。”

说到激愤出,谭震林高呼:“我不干了,让他们干吧!但我要与他们斗到底!开除党籍,坐监狱,砍脑壳,也要与他们斗!”甚至说出了“我一生犯了三个错误,第一,我不应该活到今天:第二,不应该跟毛泽东干革命;第三,不应该加入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的亲密战友们。前排左起陈毅元帅、刘伯承元帅、林彪元帅、贺龙元帅、罗荣桓元帅;后排左起罗瑞卿大将、聂荣臻元帅、徐向前元帅、陶铸、叶剑英元帅(图源:VCG)

陈毅元帅发言称:“延安整风时,我们这些人,有总理、我,都是挨整的。那时整我们最凶的就是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薄一波等,他们拥护毛主席最起劲,最吃得开,挨整的是我们,经常挨斗。结果怎么样?今天的历史证明,到底是谁反对毛主席?不就是当初最拥护毛主席的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这些人吗?今后的历史还会证明,究竟谁是反毛主席的。斯大林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结果是修正主义上台。”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国家计委第一副主任余秋里也在会上发表了类似抵制文革言论,至于会议主持者周恩来,作为政府一把手可能心里是认同抵制文革的,但并未在会上公开表达。

2月16日当晚,张春桥、姚文元、王力根据江青意见,整理出了《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记录,并提交给了毛泽东。次日,谭震林也给老领导林彪去信,称之所以要反击“是到忍无可忍的地步……我想了好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绝不自杀,也不叛国,但绝不允许他们,再如此蛮干”,这封信也被林彪送到毛泽东那里。

2月18日晚,毛泽东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严厉指责谭震林等人在碰头会上的发言,表示“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并声称,如果文革失败就和林彪撤出北京,再上井冈山打游击。“大闹怀仁堂”被定性为反对文革的“二月逆流”,陈伯达说“这是十一中全会以来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这是一种政变的预演,一种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3月,全国掀起了批判“二月逆流”的运动,老革命抵制文革的抗争失败了,全部或靠边站或被打倒。

1971年林彪事件后,“二月逆流”被归咎于林彪。毛泽东1971年11月14日在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与会人员时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那个王、关、戚,‘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他们吵了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那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王、关、戚还没有暴露出来。有些问题要好多年才能搞清楚。”

二月抗争后,中共党内再也没人公开反对文革,文革肆无忌惮地在全国展开。从周恩来文革后的保护老干部,勉力维持政府秩序来看,周本人理应是反对文革的,但在怀仁堂事件后周也不得不向文革低头。邓小平复出后,在周恩来支持下进行了一系列整顿行动,可以说也是对文革的抵制,周恩来对于邓小平寄予厚望。但也正如有观点认为没有周恩来文革不至于长达十年,这些整顿与勉力维持很难说是幸还是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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