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资本也姓“社” 从安邦被政府接管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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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的红色背景曾经是吴小晖和他的安邦集团迅速崛起的“护身符”,现在看来已然失效(图源:VCG)

中国负责监管保险市场的政府机构——保监会,接管了具有神秘红色背景的安邦保险集团。中国保监会2月23日公布了这一消息,与之同时公布的还包括安邦集团掌门人吴小晖的被公诉,随即引发市场关注和舆论聚焦。

据悉,这是中国保监会成立以来直接接管的第一家民营保险公司,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公开信息显示的中国政府机构首次直接接管民营企业(私营企业)。

纵观保监会历次接管事件:2006年因股东实际出资不到位,永安保险申请保监会接管,但这些股东均为国资;2007年因实控人严重违法犯罪接管新华人寿保险,2009年因巨额亏损和偿付能力不足接管中华联合保险,但都是通过“保险保障基金公司”进行,并未如接管安邦集团般直接派工作组接管。

往前追溯,中国政府机构类似直接接管私营企业的行为,普遍发生在60多年前中共建政之初的“社会主义改造”阶段,当时中国政府将私营企业收归国有。60年后又见政府直接接管私营企业,背后是中国政府对于资本的管控和金融风险控制的强化,以及对社会主义国家性质下资本也姓“社”的重申和厘清。

安邦不是开始,也不是结束

中国保监会公告称,安邦集团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可能严重危及公司偿付能力,因此将依照保险法,在未来一年内对安邦集团实施接管。

中国保监会还透露,相关工作组早在2017年6月就已进驻安邦集团。不过,中国金融监管机构强调,接管并未改变安邦集团民营性质。

与安邦集团同病相怜的还有肖建华控制的“明天系”(图源:VCG)

安邦集团是中共十八大后第一个被公布接管的民营企业,但又不是第一个被接管的民营企业。有消息称,中国政府的相关部门,之前已对神秘商人肖建华掌控的“明天系”进行了接管。只不过因为“明天系”和肖建华案情更为复杂和严重,还在调查之中而未对外公布。

据称,肖建华不断透过与政府官员建立关系,把公司不断转移到更赚钱的地方,在中国资本市场刚起步的时候,他成为第一批与政界关系密切的金融圈高层人士之一。肖也因此被媒体指为“政商白手套”。

1999年成立的明天控股有限公司,控股、参股及曲线持有几十家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复杂,业务涵盖证券、银行、保险、信托、期货、PE、基金等,这也让“明天系”成为中国国内唯一持有金融全牌照的民营资本集团。

而安邦集团同样也是中国国内极少持有金融全牌照的民营金融集团,也有着复杂的股权结构。

安邦集团被指在扩张过程中,存在股权结构过于复杂,谋求对银行的控股控制,把银行当成自己的提款机,以及虚假出资、循环注资等违法资本运作等问题。

导致安邦集团被中共金融监管机构查处的原因是后者触碰底线:将境内的资产通过海外投资输送至境外。

2014年,安邦天价购买美国纽约的老牌五星级酒店华尔道夫,瞬时间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接下来的两年里,在国际市场上,安邦成为大陆企业出海收购风头最劲的领潮人,先后在欧、美、韩收购、入股了多家保险公司、银行、商业地产。

神秘的红色权贵背景,曾经是吴小晖和安邦集团的护身符。据称,吴小晖与邓小平的外孙女邓卓芮2004年左右结婚,之后,创办并担任安邦保险董事长。外界相信,吴小晖是靠邓家这层关系创办安邦集团的。有消息称,两人已经“结束夫妻关系”。

另外,吴小晖曾经掌控的安邦集团云集不少中共红色权贵,譬如中共开国元帅陈毅之子陈小鲁,中国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之子朱云来等。依附权力的资本成为特权资本,曾在中国可谓“呼风唤雨”,这一点从能够拿到含金量极高的金融全牌照就可以看出。

安邦集团为何被接管,普遍认为,可以从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郭树清1月17日在中共党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谈话看出端倪。郭树清被认为是中央央行行长有力竞争人选。

郭树清说,“有少数股东乱越位、胡作为,随意干预银行正常经营;少数不法分子通过复杂架构,虚假出资,循环注资,违规构建庞大的金融集团。”“这已成为深化金融改革和维护银行体系安全的严重障碍,必须予以严肃处理。”

北京,安邦集团总部,从表面上看,似乎一切如常(图源:Reuters)

安邦集团应该就是违规构建庞大金融集团的典型之一。分析指,中国保监会此举,对于遏制滥用保险资金,对建立稳定的经济发展有好处。吴小晖及他掌控的安邦集团的“覆灭”,不是第一个,相信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安邦“覆灭” 折射中国国家与资本关系

国家机构接管一家保险公司,这是西方很难想象的。中国保监会成立于1998年,是中国国务院直属正部级事业单位,主要职责是根据国务院授权履行行政管理职能,“统一监督管理全国保险市场,维护保险业的合法、稳健运行”。

在西方,通常危机发生时,通常不过也只是政府输血,鲜有政府直接接管的案例。即便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时,美国政府采用政府接手的方式——政府接管了“两房”80%以上的股份为房贷巨头纾困,与中国政府接管安邦集团也有明显差异。

“两房”即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是美国政府支持的两家从事住房抵押贷款融资的机构,被认为是“大到不能倒”的企业。据称,美国12万亿美元的住房抵押贷款中,有42%来自这两家机构。

美国时任总统布什(George Walker Bush)在接管声明中指出,“一旦“两房”出现破产的情况,美国经济将因此遭遇难以承受的风险”。美国时任财长保尔森(Henry Paulson)则表示,“两房”的规模庞大,在美国金融体系中牵涉面广,一旦这两大住房抵押融资机构破产,美国国内外的金融市场都将会面临巨大混乱。

但在中国安邦集团危机中,有分析指,保监会不接管安邦的话,目前还不存在破产风险。可以说,一个是被动“接盘”,一个是主动防御性地接管。

另外,安邦集团的危机,与上述美国金融巨头不太一样,更多的是掌门人吴小晖存在违法行为和公司的违法经营——违规构建庞大的金融集团,疯狂进行海外资本输出,这些对中国金融稳定产生威胁。安邦集团明显还没有到破产的边缘,但北京还是直接用政府接管方式,接管了安邦集团。

中国保监会公告显示,保监会组成安邦保险集团接管工作组。从接管之日起,安邦集团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停止履行职责,相关职能全部由接管工作组承担;接管工作组组长行使公司法定代表人职责,接管工作组行使公司经营管理权。安邦所有资金往来、资产买卖、信息发布、除传统保险业务外的合同签订等行为,均需经接管工作组同意。

这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同,也折射出社会主义中国政府和资本之间关系的不同。

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曾有过姓“资”姓“社”的大讨论。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用“三个有利于”拍板定论判断的标准: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这一标准也逐渐被人遗忘和漠视。中国的经济市场化的大潮下,尤其是在资本领域更多的靠向了“资”,而忘记了中国姓“社”。

过去一年同样遭遇危机的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曾经放话“自己赚的钱,想怎么花就怎么花”。但显然,在中国政府眼里,他们手里的钱不是想怎么花怎么花的,是要符合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的,更何况他们手里的钱都是来自银行的。这一点,在中共十八大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上位后,尤其是近两年来体现得尤为明显。

多维新闻曾在《20年后重回足坛 王健林能挽回颓势吗?》一文中指出,王健林和万达所遭遇的危机,某种层面上是中国政治大势的写照。这样的企业家不止王健林的万达一家,还包括安邦集团、海航集团等,此前他们皆疯狂在海外进行资本输出。但他们海外投资的领域,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家实力提升并无益处。

中国政府接管安邦集团,完美地诠释了社会主义中国资本与国家的关系——那就是资本要“为国家大局服务,顺应国家发展战略”,即资本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工具和推手,而不能成为利益集团为所欲为“帮凶”,更不能成为左右甚至控制国家权力的“隐形的手”。这是中共高层所不能容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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