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论:正本清源话宪改 习近平修宪的真正动因

最后更新日期:
最后更新日期:

今年“两会”前中共公布的修宪建议震惊了海内外,大多数人更将焦点放在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的建议上。西方舆论直指建议反映中国政治轨迹将发生改变,知识界和自由派几乎一片哀鸣,只有官方媒体在那里宣传造势和保驾护航。其实本次修宪最关键之处并不是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而是在宪法正文第一条第二款增加了一句“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继毛泽东时代1975年首次在宪法正文里写入“党的领导”和邓小平时代1982年宪法删除“党的领导”条文后,“党的领导”被再度写入宪法正文,是中共以宪法条文作为一党执政的法律保障的最新改革。围绕着“党的领导”的入宪历史变迁,折射出中共在三个时代对自己身份不同的探索路径,透露出中共在各个阶段的自我认知和政治逻辑。要明白今天的宪改,就必须把握住三个时代的宪改特点,也只有这样才能更深刻把握当下中国的政治走向。将国家主席任期作为这次宪改的主轴来关注,显然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三个时代的修宪各有特点,但核心问题都是如何形塑中共的执政合法性(图源:VCG)

“党的领导”写入宪法的历史变迁

回顾中国宪法历史,中共“党的领导”在宪法中的表述发生过三次变化:第一个阶段是毛泽东时代,“党的领导”从并未在宪法中体现,到被写入宪法正文;第二个阶段是以1982年的八二宪法为转折,将“党的领导”从宪法正文删除,仅在序言中保留;第三个阶段是当下的习近平时代,他再次将“党的领导”明确写入宪法正文。

一些人可能会对宪法序言和正文有所误解。需要强调的是,序言和正文共同构成宪法,均属重要组成部分,但法律效力存在区别。序言主要起解释说明作用,采用叙述语言,而正文则用法律规范语言作出明确规定,故序言法律效力显然不如正文,甚至在一些法学家看来,序言本身并不构成宪法效力,只能透过正文发挥效力。比如,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研究室主任高锴论述过,宪法序言“主要讲述立法经过、历史背景、立法宗旨等,但它不是宪法正文,而是宪法的前言”,“都是用的叙述性语言,讲述历史事实和展望未来,并不是法律规定”。

既然如此,为何建国初期中共未将“党的领导”写入宪法正文以获取制度合法性?这是因为1949年中共在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后,与各民主党派组建成的人民政府,尚处于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制度的过渡时期,全国尚未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故1949年具有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并没有提及党的领导;1954年宪法也仅在序言中以历史陈述的方式提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在革命和建国中的作用,正文部分并无相关描述。

1970年,毛泽东提出要召开第四届全国人大会议,修改宪法。此次《宪法》修订直到1975年四届人大一次会议才正式通过,称为“七五宪法”。“七五宪法”首次将“党的领导”明确在《宪法》正文中作出规定。《宪法》总纲第二条如此规定:“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工人阶级经过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实现对国家的领导。”同时,在具体条款中也对“党的领导”地位作出了规定。比如,正文第二章第十六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1978年《宪法》延续了“七五宪法”的总纲规定,具体条款虽有修改,但依然体现了“党的领导”原则。但从1982年的“八二宪法”开始,“党的领导”条文不再在《宪法》的正文出现,而是改为在序言里表述。随后几次宪法修改均以修正案形式进行,基本沿用了八二宪法的基本框架。此次十九届二中全会建议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写入宪法正文,是毛泽东时代之后再一次明确“党的领导”在宪法中的关键地位,体现了习近平时代对邓小平时代的宪制修正。

为何八二宪法删除“党的领导”

1982年的八二宪法就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对文革错误进行反思的背景和氛围下制定的。当时文革结束不久,“两个凡是”的思想禁区刚被打破,整个国家从此前狂热的无政府状态回归,大批刚刚从冤假错案中被平反的老干部和知识分子对文革的惨痛经历刻骨铭心, 不仅社会层面,甚至中共党内,大家对大跃进、文革的批判都非常尖锐。比如,1980年中办组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稿)大讨论中,有人说:“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是完全错误的,古今中外任何一个剥削阶级统治的国家发生的问题也比不上这个严重。”不单在毛泽东评价问题上,一些人甚至因为毛泽东晚年的政策错误进而怀疑和批评社会主义体制和共产党执政,中共的执政合法性因此而在党内外都遭到严重质疑。

与此同时,伴随着国门初开,源自海外的新思想新观点蜂拥而入。知识界一边积极翻译和推荐海外新思想新著作,一边结合海外新思想分析中国现实,其中一些激进者更是将西方理论作为批判的武器,对准文革后已然动摇合法性的共产党体制。1978和1979年,一些对共产党体制有所怀疑的人在西单民主墙上张贴许多不同政见的大字报,主张效法欧美,宣传政治自由和民主,甚至酿成了“西单民主墙”事件。学潮也在当时风起云涌,开始挑战中共的执政根基。

正因这样,强调“党的领导”可能导致主要领导人走上独裁暴政的担忧,在当时成为新的“政治正确”。故在彻底反思文革的过程中,不少人连带对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党体制都有所困惑和怀疑,至少已不再像1949年建政初期社会主义高歌猛进时那么自信。1982年宪法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产生。

在此情况下,那些主持1982年宪法修改的人,难免会对1975年宪法甚有疑虑,这其中就包括“党的领导”条款。一个可以验证的历史是,当时负责宪法修改的领导人曾为此专门安排人查阅了一百多个国家的宪法,发现世界上除了少数几个国家以外,一般国家的宪法都不会在宪法正文出现某党的名字。加上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在国家发展上处于守势,面对着世界范围内的自由化思想压力,使得中共对“党的领导”出现了一种遮遮掩掩、羞羞答答的心理。所以制定八二宪法时,尽管邓小平、陈云等对中共党的领导依旧坚信不疑,也仍然采取了这种相对“委婉”的表述方式。

但这一宪制层面的改动,立刻又反过来和当时文革结束后的特殊社会环境发生化学反应,党内外各种对中共继续执政信心不足的力量开始集结,使得中共在意识形态和执政合法性的论述上更为被动,甚至动摇到中共的执政根基。面对这种严峻,中共不得不采取措施严厉整顿,邓小平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头两条就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在社会上则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些宣扬否定和冲击中共政权的人遭到处置,总书记胡耀邦也因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而被迫辞职。

然而,这股风潮并未因此而停息,反而因为当时国际上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集团的崩溃,和国内在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频繁发生的腐败、“官倒”问题而再度猛然兴起。1989年胡耀邦逝世后引发“六四”事件,自文革以来积累的所有怀疑共产党情绪出现总爆发。时任总书记赵紫阳因为在维护“党的领导”上有所犹豫和动摇遭到罢黜和软禁。自此以后“极左”思想全面回转,改革开放面临前所未有的夭折危险。直到1992年邓小平通过南巡讲话,提出“谁不改革就谁下台”这种严厉警告,为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立下了定海神针,中国才有了现今这般巨大进步。

理解了上述时代背景,才能明白1982年宪法制定时复杂的环境。邓小平、陈云等政治老人,虽然是坚定的社会主义者,但也不得不考虑整个社会弥漫的疑虑和改革开放的大局。再加上真理标准大讨论后党内对一元化的警惕,使得邓小平等为了团结各个阶层和把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暂时采取了务实的妥协态度,并指出:“有些问题还要和稀泥。硬着头皮和稀泥,是政治的需要。”

习近平为何又强调“党的领导”

然而历史的演变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一方面长期居于上风、甚至在世界范围一家独大的自由资本主义思潮和国家频繁曝出严重治理问题, 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和西方模式在中东等地方的失败,更是严重损害自由资本主义的光环,令不少国家急需寻求新的发展模式。另一方面经过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曾经只能选择韬光养晦的中国屡屡打破西方“中国崩溃论”的预言,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日益进入世界的中心。随着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不光整个社会的自信随之水涨船高,民族主义日趋旺盛,甚至一些民粹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亦开始显现,而且已然透过经济成绩重获执政合法性的中共也越发自信。

尤其是2012年习近平接任中共总书记后,邓小平时代数十年积累的国力在他的任内得以集中爆发,中国模式日益成为西方自由资本主义模式外一个不断被世人热议的命题。连曾经提出“历史的终结”、认为自由民主制将成为所有国家政府的最后形式的日裔美国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亦承认“唯一确实可与自由民主制度进行竞争的体制是所谓的‘中国模式’”。在此背景下,加之习近平自小形成的社会主义信仰和维系社会主义体制的历史使命感,使得他自上任之始就提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仅透过积极有为的举措强化正在削弱的“党的领导”,而且一改邓小平时代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上的守势,变得积极主动,通过全球政党大会、党际外交等来向全世界推广中共体制。

而另一方面,因为党的领导在国家治理中和宪制安排上都被长期不断弱化,又导致了中共新的领导危机的发生。一段时间以来,中共中央几乎是九龙治水各管一摊,使得党内根本无法达成改革共识,改革也因此而出现停滞;而一些不务正业的政客官僚甚至视党纪国法为无物。在此期间,贪污腐败如烈火一样在中共党内肆虐,周永康、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薄熙来、孙政才等大批政治局中枢高官都因此而“牺牲”,被贪腐击倒的其他各级老虎、苍蝇更是多如牛毛,中共的执政合法性再一次直面严峻挑战。

习近平上任之初在总结毛邓两个时代发展经验时说过:“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不能相互否定。”但实际上,他对邓时代末期中共因为党的领导弱化而面临的合法性挑战心知肚明。因此他一方面在大胆承接邓小平时代改革开放遗产基础上主张更大程度的开放,提出以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第五个现代化”为总目标的全面深化改革,另一方面又抓住改革开放以来共产党执政合法性恢复的机会,效法毛泽东时代重塑中共领导的社会主义体制,反复地强调“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他为此全方位展开了强化“党的领导”的运动,不仅推出规模空前的反腐行动,强化了党组织的领导力,而且重建了中共军队,还强化了党对国企和群团的领导,提出了建立中国特色社会科学理论体系等一系列旨在加强“党的领导”地位的改革。在十九大上,中共更是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并将“党领导一切”首次写入党章。而此次十九届二中全会也就顺理成章将“党的领导”明确地写入宪法正文,为中共领导地位确立宪法合法性。

其实,一直以来中共内部有观点认为,八二宪法关于党的领导地位的修改实质上削弱了“党的领导”。在他们看来,由于长期以来没有在宪法中作出规范,导致了中共领导地位缺乏充分的宪法合法性,受到外界质疑。比如最高领导人的交接、党的主张和人大的主张如何协调等都无法在现有宪法框架里解决。因此很早就有观点提出,要修改宪法确立并规范党的宪法地位。由于未能在宪法条文中明确规范“党的领导”,但实际上“党的领导”又是现今中国最大的政治现实,结果是名实不副,或许也因为这样,过往宪法在实践过程中被严重柔化、虚化,沦为童话里的睡美人,这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依宪治国明显不利。

要认识到,在中国今天的政治环境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已然是最大的实际,任何脱离这一现实的政治改革讨论都只是空中楼阁。只有在这一政治前提下去把握中共的宪改才能更加切合中国的政治现实。将“党的领导”再度写入宪法正文是中共通过修订宪法确立并规范党的领导的最佳办法,也就等同将党的权力和地位纳入宪法框架,更是巩固宪法在中国政治中的关键地位,有效推动了依法治国。这是对中国既有政治体制的宪制合法性构建,将潜规则变为明规则,合乎当前中国推动依法治国的发展方向。

一言以蔽之,本次修宪将“党的领导”再度写入宪法正文不失为中共在毛泽东时代走过弯路、邓小平时代有过困惑后,习近平时代对这一政治原则的适当回归。这也是2012年以来,包括近期修宪和三中全会“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在内,中国政治最重要的演进方向。只不过世人要么被自身的意识形态束缚,要么根本不懂中国的政治逻辑,所以才简单地把焦点放在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这样不具重要意义的程序修改上,未能看到“党的领导”才是本次修宪最主要目的、习近平时代最主要政治走向和中国政治的根本特征。

「版权声明:本文版权归多维新闻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X
X
请使用下列任何一种浏览器浏览以达至最佳的用户体验:Google Chrome、Mozilla Firefox、Internet Explorer、Microsoft Edge 或Safari。为避免使用网页时发生问题,请确保你的网页浏览器已更新至最新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