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代林彪?卷入毛泽东彭德怀之争的徐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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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向前,中共十大开国元帅中唯一的北方人,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最被低估的中共战将,相比林彪、粟裕一点也不逊色犹有过之。持这一观点的人,大多都以徐向前两次国共内战时期担任红四方军总指挥、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的辉煌战绩来论证,1949年国统区出版的《中共人物群像》中也称徐向前为“中共第一流的战略战术家”,却忽略了徐向前在抗日战争中的作为。

然而,1939年当徐向前第一次获得重用,首次负责一个战略方向,出任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独当一面,统一指挥进入山东的八路军115师部队、山东纵队和江苏北部的八路军部队时,却似乎陷入了一场毛泽东与彭德怀的争执之中,甚至还出现了要求徐向前取代林彪出任115师师长的声音。山东部队正是后来林彪东北野战军的绝对主力,如果不是因为徐向前被召回延安意外受伤,也许就没林彪什么事了。

中共开国元帅徐向前(图源:VCG)

复杂的山东根据地

1938年中共决定开辟平原抗日根据地时,山东平原地区与河北平原一同成为重点地区,以后来徐向前在延安与毛泽东的谈话来看,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战略地位比河北更为重要。

在毛泽东看来,“山东是我们的重要战略支撑点之一,不论现阶段或将来的总反攻阶段,对整个战局都有关键性的作用。目前,它是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枢纽,将来,它是我军反攻东北的战略基地。”

1938年8月,八路军115师343旅政委萧华率旅部机关一部从山西出发,于9月到达河北山东交界处的山东乐陵县,与前期抵达的曾国华第5支队、129师津浦支队及当地武装汇合,组成八路军东进抗日纵队,萧华任司令员兼政委,控制着天津南部、山东西北15个县,兵力两万余人。

1938年12月,八路军115师343旅685团进入山东湖西地区(即山东大运河上串联在一起的微山湖、昭阳湖、独山湖、南阳湖“南四湖”以西地区)单县、丰县边八大庄一带。同月,115师代师长陈光、政委罗荣桓率师部及343旅686团杨勇部从山西出发,挺进山东。1939年2月,685团与八路军山东纵队挺进支队合编为苏鲁豫支队。1939年3月,115师344旅代旅长杨得志率近100人由山西高平出发抵达河北、山东、河南交界处,与当地武装整编为冀鲁豫支队,活跃在泰山、运河以西地区,约八千余人。

在中共八路军主力进入山东的同时,抗战爆发后在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黎玉领导下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建立的地方武装,1938年6月在中共中央指令下,整编为山东人民抗日游击支队。12月,进一步整合为八路军山东纵队,下辖8个支队,活跃在鲁中、鲁南、胶东地区,约4万余人。此前1938年8月,中共曾从延安派遣以张经武为首的20多名干部前往山东,加强山东游击支队的军事、政治工作,纵队成立后张经武担任总指挥,黎玉任政委,同为延安前往的王建安任副总指挥、江华任政治部主任。

也就是说,同一时期,中共八路军在山东就存在山东纵队、115师两大军事指挥体系,两大互不统属的军事指挥体系并存,必然存在指挥协调问题。更何况山东纵队作为地方武装,缺乏红军老底子,战斗力与政治素养都不足,但却是土生土长具有“地主”之便;115师有红军的老底子,军事政治素养高,战斗力强,却是外来户。建立统一指挥机构,优势互补,壮大山东抗日根据地迫在眉睫。

此外,与河北类似,日本当时实际仅占据了山东的济南、青岛等大中城市及铁路沿线,并不掌握山东中部山区及广大农村地区,大量的国民党部队、基层政权在这些地区广泛存在,民众自发的抗日武装、土匪等见缝插针。国民党部队中既有东北军于学忠部这样的对中共较为友善的,也有游记第5纵队司令秦启荣这样的铁杆反共分子,再加上中共抗日武装、日军,山东形势错综复杂。

要统一指挥山东八路军,这位人选既需要足够威望以服众,尤其是让115师这支由红一方面军绝对主力红一军团改编的部队信服,更需要过人的能力以应付复杂的局面。此外,红一军团作为毛泽东的嫡系,要统率115师,恐怕还得令毛泽东放心、信任。

谁选择了徐向前?

以中共十大元帅当时的任职情况来看,朱德、彭德怀主持八路军总部工作,并且作为八路军正副总指挥,两人不可能前往山东。曾任115师师长的林彪,无论是个人威望还是毛泽东的信任,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但此时仍在苏联养病。115师政委罗荣桓,个人威望足够,也在山东,却是政工干部,其军事指挥能力在115师内部都难以令代师长陈光信服。曾任115师副师长的聂荣臻也是合适人选,但在晋察冀已经闯出了自己的一方天地,临阵换将并不好。

其余诸人也大多重任在身,抽不开身。贺龙坐镇晋西北,担负着保卫陕甘宁边区侧翼安全重任,留守陕甘宁的也是隶属于贺龙120师的王震359旅,到1942年时贺龙出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担负中共中央驻地防卫重任。陈毅正主持新四军江南抗日根据地,并且以其红军时期的资历,恐怕也很难让以红一军团为底子的115师干部服气。刘伯承主持太行地区军事工作,承担保卫八路军总部的重任。唯一空闲的似乎只有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当时正在中共南方局协助周恩来做统战工作,其资历之深中共军内少有,可能叶本人也担任军事主官独当一面,就像后来的第四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一样,放着参谋长不当要去干14兵团司令,但叶缺乏独当一面的经历。

最后,只剩下了徐向前。作为前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的军事才干与威望足以服众,冀南的工作经历也证明了徐向前在复杂条件下开辟抗日根据地的能力,并且冀南抗日根据地已经站稳脚,可以放手离开。此外,在中共先期派往山东的红军干部中,很多都是出身红四方面军,如山东纵队副总指挥王建安,曾任红四方面主力红四军政委。冀南抗日根据地与山东接壤,也有地利之便。

尽管算起来徐向前是最佳人选,但究竟是谁选择了徐向前,在徐向前本人的回忆录中,表述为“党中央根据北方局的建议,决定我和朱瑞同志率一批干部去山东,加强那里的敌后游击战争领导工作”,时任中共北方局为杨尚昆。

不过,历史学家高华在《历史漩涡中的朱瑞》一文中提出了中共对华北、山东地区的双重领导问题,即在延安的中共中央与太行地区的中共北方局、八路军总部都对华北、山东地区具有领导权。并指出,“在一段时期内,太行的八路军总部对华北、山东的影响相对于延安更大,经常的情形是,太行直接下令,然后报延安备案”,以朱德、杨尚昆返回延安为界,此后延安对华北、山东的指导作用越来越凸显。高华举出的例证之一,即是115师师部进入山东是朱德、彭德怀依照毛泽东的指示下令,名义上115师是奉八路军总部进入山东,实际却是毛泽东的指令。

在高华看来,组建八路军第一纵队是由八路军总部决定的。此前八路军总部还曾赋予山东纵队“统辖山东及苏北中共武装”职责,但随着115师进入山东失效,因而才有了第一纵队的成立,“八路军总部给其的权限是统一指挥115师、山东纵队和中共在苏北的部队”。

而当时的八路军总部,实际就是朱德、彭德怀二人,朱德更多是作为名义上的总指挥存在,彭德怀负责实际的军事工作。此外,彭德怀还是北方局常委,涉及军事干部,可能更有话语权。也就是说,从成立第一纵队到选择徐向前去山东,很大可能出自彭德怀的主意。有资料也表明,红军一、四方面在四川会师时,徐向前不同于张国焘、陈昌浩的谦逊、内敛给彭德怀留下了极好的印象,1937年徐向前回五台探亲时,也是彭德怀给了徐向前几十块大洋。

从性格来说彭是一个纯粹的军人,选择徐向前、成立第一纵队,都是出于山东抗日局势的需要,将115师划归第一纵队领导也是同样的道理。只不过,徐向前似乎经历过张国焘事件后懂得了一些什么,在山东时极少过问115师的事情,专注于山东纵队、山东抗日根据地建设。

徐向前在个人回忆录也做了解释,“八路军一纵队辖山东纵队、一一五师一部、冀鲁边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及苏北境内的抗日武装力量。山东的部队分散在很多地区,建立一个统一领导的机构是必要的。但有些部队,如陈光部、杨得志部、肖华部等,均独当一面,距离我们较远,又能同党中央和总部直接联系,因而相对保持其独立性,也是不奇怪的。我和朱瑞同志的领导重心,放在山东纵队。”徐也点出了115师各部能与党中央、八路军总部直接联系。

山东一年

徐向前在山东只待了短短一年,但在这一年里,他将在冀南的经验复制到山东,使山东抗日根据地焕然一新。为加强山东地区的统一领导,中共还成立了由郭洪涛、徐向前、朱瑞、罗荣桓、黎玉、张经武、陈光、彭雪枫组成的山东分局,原山东省委书记郭洪涛任分局书记,以及由朱瑞、徐向前、郭洪涛、罗荣桓、黎玉为委员的山东军政委员会,随同徐向前一同进入山东的第一纵队政委朱瑞任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

进入山东后,徐向前一手抓抗日政权建设,解决八路军的后勤保障问题,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到1940年3月,中共在山东境内完整与不完整的民选县政权达40多个,到1940年底发展到90多个以及一个行政主任公署,甚至还成立了山东省参议会。由黎玉任主任的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实际上行使着山东省政府的职权。

与此同时,徐向前另一手抓军事建设,扩大部队规模与推行部队整训相结合。从115师抽调两千多人到山东纵队充当骨干,加强山东纵队的正规化建设,又从山东纵队一次性抽调3万余人枪给115师,加强交流。经过两期的整训和扩编,到1940年上半年,山东纵队发展到5万1千人(不包括划给115师的3万人),1940年6月整编为5个旅4个支队,初步完成了正规化、野战军化。到1940年初,115师进入山东部队也发展到5万8千余人(包含由山东纵队划归的3万余人),从而使山东八路军正规军超过10万人。而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所著《八路军》一书,1940年冬季时八路军约为40万人,山东一地占四分之一。

1940年5月,中共中央要求徐向前作为党代表前往延安出席中共七大。6月1日,徐向前离开沂蒙山区西进。后中共七大因种种原因一直推迟到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才召开,而徐向前因马受惊被踢,导致左腿胫骨骨折,卧床休养半年多,再也没有回到山东、回到抗日前线。伤愈后,1942年出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副司令兼参谋长,参与陕北边区防御。

1947年,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军区主力跃进大别山后,留守的军区领导人徐向前、周士第、王世英、滕代远(左起)合影(图源:VCG)

徐向前离开后的山东

徐向前离开山东后,山东八路军再也没人有足够的威望能够出任第一纵队司令员,统一指挥山东地区八路军,第一纵队名存实亡。也就说,实际上八路军第一纵队是以徐向前的个人威望得以存在,运行畅通,徐向前是第一纵队的核心。在徐向前离开山东前6天,还曾与朱瑞、黎玉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建议115师归八路军第一纵队建制,以徐向前为115师师长,陈光为副师长,罗荣桓为政委,以便加强统一领导。

前述徐向前在个人回忆录中谈及不干涉115师事务,却在收到中央电报返回延安参加中共七大后、离开山东前向中共中央提出这样一份直接干涉甚至有些兼并115师意味的电报,令人费解。徐向前时为第一纵队司令员,朱瑞为中共山东分局书记、第一纵队政委、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黎玉为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主任,实际是山东省政府一把手,三人分别代表是山东党政军最高领导人,发出这样一份电报,中共中央、毛泽东会作何感想?中共中央如何回复目前没有公开资料可查,但最终结果是一切都因徐向前的离去成为泡影。

徐向前离开后,名义上时任中共山东分局书记、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朱瑞,是中共在山东地区的最高领导人,应成为领导核心。但朱瑞由于历史和能力原因,领导115师有些困难。而115师所部作为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根红苗正,可以说是毛泽东的嫡系,但要领导山东纵队、山东分局组织程序上有些名不正言不顺。既然不能相互领导,那就只能各干各的,重回分立局面。

为解决这一局面,1940年8月中共中央复电八路军总部决定,朱瑞负责山东分局事务,统一党政军领导,陈光、罗荣桓负责军事工作。然而在实践中,陈光、罗荣桓作为115师首长不是山东党的主要领导,指挥山东纵队有困难。这种群龙无首的局面也引发了朱瑞与陈光、罗荣桓的矛盾,以至于1940年11月罗荣桓致电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建议徐向前任115师师长、朱瑞任政委、陈光任副师长、萧华任政治部主任,他本人回延安学习。

最终在毛泽东的强力支持下,1943年3月八路军总部发布命令,山东军区与115师合并,罗荣桓为山东军区司令员兼115师政委、代师长,黎玉任山东军区政委,原115师代师长陈光调延安学习。8月,毛泽东致电山东分局要求朱瑞前往延安出席中共七大。9月,任命罗荣桓为山东分局书记,罗荣桓成为山东党政军最高领导人,结束了徐向前离开后的山东指挥混乱的局面。

1945年抗战胜利后,山东军区发展到8个野战师、12个警备旅,连同地方武装达27万人。1945年10月,罗荣桓率山东军区6个主力师6万余人进军东北,构成东北解放军的主力。

回过头来再看这段历史,尽管1962年毛泽东曾称赞罗荣桓,“山东只换上一个罗荣桓,全局的棋就下活了。山东的棋下活了,全国的棋也就活了。山东把所有的战略点线都抢占和包围了——北占东北,南下长江。”然而,如果徐向前不离开山东会如何?

以徐向前解放战争时期以三四万地方部队起家,一年多时间里拉起了一个兵团,独立解放了山西,消灭阎锡山20余万人来看,如果徐向前留在山东,山东的抗战局势可能会更好。只不过以徐向前的资历与能力,115师只能处于从属地位,最终并入山东八路军是大概率事件,而不是后来的115师吞并山东八路军。当林彪伤愈复出时,经略东北可能就没他什么事了,历史将会改写。

当然,历史不容假设,作为嫡系的红一军团,毛泽东是不会容忍掌握在不信任的人手里的,这决定了徐向前不大可能在山东长期任职。罗荣桓无疑是最大的受益者,资历并不突出的罗荣桓经历山东的历练,俨然已经成为一方诸侯,并成为中共唯一的政工的元帅。

只能感叹命运无常,徐向前这样一位给点阳光就能灿烂的帅才,只能被埋没陕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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