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宪与王岐山复出 中共有何政治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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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刚过去的中国两会上,在广受瞩目的中共党政机构改革之外,尚有两件大事对未来若干年中共政坛和中国政治将产生深远影响,一件是修改宪法中对国家主席、国家副主席任期的限制,一件是中共十九大上近乎裸退的中纪委前书记王岐山重返政坛。舆论甚至有“习王体制”重塑中共政坛之说,两个打破常规的大动作背后,中共到底出于什么重大考量呢?

中国现行的宪法是1982年宪法,该部宪法是中共在文革后制定的首部宪法,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在充分反思文革基础上,提出集体决策和限制领导人终身制重大思路,正是基于此种考虑该部宪法对中国国家机构领导人任期进行了限制,其中中国国家主席、国家副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10年。

而王岐山在中共十九大卸任政治局常委和中纪委书记,因中共内部有常委当选或连任“七上八下”不成文规矩,王当时适逢69岁,因而不符合连任常委的年龄条件。和王同时卸任常委的还有张德江、刘云山、张高丽3人。但是无论是宪法还是中共成文不成文党规,对国家副主席的任职资格并没有做出明确要求。然而,此次中国两会上王岐山以中共党员身份出任中国国家副主席,并在公开场合排名列于七常委之后其他政治局委员之前,还是着实使外界惊讶。

习王体制再现中共政坛(图源:Reuters)

北京政治分析人士指,中国两会上,中共接连在修宪取消国家主席、国家副主席任期以及王岐山重返政坛两件事上打破常规,正是因应中共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内遭遇的罕见挑战,所作出的制度安排和人事安排。

首先,近年来,中共现有人事制度缺陷凸显,原来规定的任期不得超过两届,政治人物根本无法充分做事。中共十八大前后中共遭遇的诸多重大挑战,更是使得这一制度缺陷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王岐山领导的中共反腐,因其力度空前,成为习上台以来中共政治的一条主线。习王也在反腐进程中遭遇各种保守势力的抵抗与阻力,且强力反腐在中共官场业已制造了一种强大张力,维持这一整党救党的反腐势头,一定程度上需要强人政治。

相较江胡,习近平自上台以来在中共内部频繁提及苏联解体,作为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反思与警惕,习直面中共面临的意识形态挑战。面对全球化下西方思潮和意识形态在中国的进一步流行,在收紧控制的同时,习提出“四个自信”,并将习思想先后写入党章和宪法,摆明了要与西方意识形态一决高下。

中共还面临全面改革推进不力的重大挑战。2013年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中共提出了包括336项经济社会改革方案在内的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但截至目前,这一庞大的改革计划推进受阻,因而引发中国社会各界强烈不满。

中共执政合法性部分来自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而近年来,这一GDP增长速度出现持续下滑态势,从过去的高增长转向中低速增长,除了受美国次贷危机诱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以及经济周期的影响外,一个重要因素,也是改革不到位或改革停滞所致。中国亟待从以往过于依赖海量投资与出口的增长模式,向科技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为主的增长模式转变。

有效应对上述挑战,习近平意识到短短一个两个任期无法做出实质性的改变,习第一个五最主要精力都用在了巩固权力和建立全新执政团队上面了。

其次,中共代际接班新制度还没有成功建立,在可见的目下接班无人,目前中共高层也无人能像习近平王岐山一样压得住阵脚,这就需要习王继续长时间担任中共党和国家领导人。

王岐山复出亦有其潜在理由,一是过去五年王在习近平的支持下开创的中共反腐政治局面,目前中共内部尚无人能够完全有效掌控,这需要王重返政坛来监军;二是因为习首倡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这一政治进程尚在途中,确立党政新制度仍需和习配合默契相得益彰的王岐山来协助完成。

因而,习王体制必须延续一段时间,才能有效应对中共长期执政面临的诸多挑战,并在此过程中最终解决接班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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