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一二清党:国民党失败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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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4月,蒋介石决意“整顿国民政府内部”,即首先解除上海工人的武装,然后以在沪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取代武汉派,夺取中央党部,排除共产党”。12日,蒋介石将决心付诸行动,由白崇禧派人请上海青帮、红帮协助取缔上海总工会纠察队。取缔上海工人纠察队引起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上海市民代表大会等函电抗议。17日,蒋介石分别发布清党布告及通电,对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清洗开始了。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在广州举行,实现国共合作。这次会议在苏联代表的协助之下完成,不仅赋予了中国革命新的意涵,政党与军队也建立了严密的组织形式,形成强大的政军力量(图源:VCG)

蒋介石为何执意清党,学界没有统一的认识,不过一般都认同清党无可避免。因为中共人数虽少,但在国民党内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据中共领导人谭平山说,在1926年国民党二大召开前后,已有大约90%的国民党地方组织处于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的领导之下,国民党中央党部一处八部共21个职务,中共占据17个。

国民党对此毫无办法。孙中山自建党以来一直没能有效的组织起基层,直到开始联俄。学者王奇生指出,苏俄红军的最主要特色不表现在它的军事技术层面,而表现在它的政治组织层面。大体而言,乃将严密的党组织细胞置入军队的各级系统之中,以保证军队绝对服从于党的组织权威和意识形态权威。

在苏方帮助下,国民党模仿俄共体制,组建了一个具有群众基础、组织建构初步完备的现代型列宁式政党。然而在改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国民党上层对基层党组织建设缺乏重视,从而也使之长时间未能落到实处。“重上层,轻下层”的实态,导致“上层国民党,下层共产党”的现象广泛存在。另一方面,未被“赤化”的基部则多被地痞讼棍、不良分子所搅扰。

在蒋介石开始清党后,除了共产党的首要份子外,与共产党人走得很近、思想较激进的基层党员均被当作共产党人,“与共产党同归于尽”。

学者杨奎松认为,这些人中相当多数只是一些热血青年罢了,他们不仅不是共产党员,而且思想上也认同国民党的主张。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胡汉民大呼曰:“清党。清党把许多健全忠实的少年同志,一网而尽。绅士皆大笑。试问:他们自己不是党员,以何资格来清吾之党?真正之CP(即共产党),亦振臂大呼曰:清党,清党,打倒CP分子,于是党员皆大惧,偶语有罪。CP大笑,党员大哭,国民党之基础乃大危。”

胡汉民此说决非危言耸听,一向不重基层的国民党把中共清除出去后,瘫痪事小,“引了一般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洋行买办……‘清’了进来,这岂是我们‘清’党的本意吗?不是!不是!绝对的不是!”

此外,当时报纸连篇累牍报道称,诬人为共党成为报私仇、清除利害冲突者的方便手段,甚至索婚不遂也可诬人为共党。

面对党内反对之声,蒋介石规范行为,开始第二次清党。

1927年5月5日,南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及各部长第八十八次联席会议正式通过的《清党委员原则六条》,除了指定邓泽如、吴倚伧、曾养甫、何思源、段锡朋、冷欣、郑异组织中央清党委员会外,还决定要加强对党员质量的控制。不仅对所有党员都要经过三个月审查,尤其要在清党时期停止发展党员入党,以防不良分子乘机混入。文件第一次明确规定:“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投机分子反动分子及一切腐化恶化分子,前曾混进本党者一律清除”。

但是这六条原则在实际行事中毫无约束力,滥捕滥杀现象依然存在。各级清党委员会大多成立了专门捕人的便衣队,不经侦查核实即可拘捕审讯,私设公堂刑讯逼供。

所谓“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比“共产党人”更无依据,便利了地方上各种势力之间,在找不到证据将仇方打成共产党的情况下,又多了种种便于将仇方置于死地的藉口。《中央日报》报道了这种乱象:“几个月来,党务受了不少的摧折……各地的党务今日改弦,明日更张,停顿的停顿,攘夺的攘夺,完全沉入于阴晦悲观的景象中。”

这种悲观最直接的体现在了国民党的党员人数上。

在1926年到1927年间,在共产党的组织下,每年加入国民党人数均在10万以上,为国民党自创立以来入党人数的最高纪录。这也是真正能代表国民党革命精神的党员。李宗仁曾对国民党有过这样的描述:“国民党是个很大的政党,其中青年的党员和一部分少壮派的领袖们都热情洋溢,艰苦卓绝地位革命而奋斗。但是另一部分老党员里面,却杂有官僚、政客和腐败的军人,思想陈旧、生活腐化,对革命意义一无所知。”

在清党前,国民党员总人数从不足20万增至100万人,其中普通党员约60万。到1928年3月,国内普通党员减值22万人。至1929年10月,国民党员总人数为65万多人,普通党员不到27万。其中不乏错杀者,还有相当多的国民党人因清党而灰心、失望以至脱党,这些人是最有理想和对革命真正抱有热情的人。

王奇生指出,这是一场国民党人才的逆淘汰运动,国民党在孙中山时代遗留下来的革命精神被消蚀殆尽,民众对国民党的信仰一落千丈。此后,国民党员中的军人增长迅猛,普通党员却增长迟缓未尝不是始于此。

在清党前,语气刻薄的台湾出版物《国军政工史稿》也不得不承认,当时黄埔军校中的共产党员,有“争事不争权”、“你不干我干”、“不信任不休”等优点,“劳苦毁誉,在所不计”,而且“在作战中特别卖力,特别勇敢”。清党后,这些精神自然消失了。1929年,国民党三大在检讨清党运动成绩时指出:清党的结果“使本党起了一个很大的分化和损失”,“一般投机腐化恶化分子都纷纷混入本党”。蒋介石也指出“清党时期,倏逾半年,共产党之逆迹固已大暴国中,本党之精神亦日见湮没”。

与精神一起消失的,还有广阔农村的统治权。此后,为数不多的党员集中在大城市,主要是知识分子、官吏和商人,国民党的影响力再也未能深入县以下的农村社会。

杨奎松认为,国共合作以及北伐战争时期在许多基层社会曾经一度被颠覆了的旧有的统治秩序,经过清党又迅速回复了过来。多数地方的豪强或士绅又重新成为政权与下层民众之间的联结枢纽。

就这样,蒋介石通过清党,使原先富有革命精神、拥有最广基层组织和具备战斗力的国民党不复存在,而国民党失败的结局也就此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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