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思被“废黜”的中国改革派元老:胡耀邦为何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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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这四十年中,中国人和中国政府展现了一个庞大国家,是如何由古老而封建的旧“体制”向现代化全面转型的强大勇气与魄力。

在这个过程中,从传统儒家思想和马克思与毛泽东共产主义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中国官员,在历史的舞台上展现了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中的波澜壮阔。他们中从来就不缺乏闯关的英雄,有的人趟过暗礁到达彼岸,有的人却成为改革浪潮中的铩羽者,虽然如此,他们的失败结局并不能掩盖其对中国改革进程的推进和启迪。中国改革不能只关注成功的经验,作为后来者或旁观者,如何从“败局”中提取失败基因,为中国未来改革指明方向,才有当下的现实意义。

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评价胡耀邦是一个困难的事情。即使是中国决策层,对于胡耀邦的评价也非常谨慎。邓小平曾说:“耀邦抓党风党纪是铁面无私的,就是不理解自由化的危害。”陈云对胡耀邦的评价是:“不懂经济,但是抓党建工作是把好手,为人正派。然而有些时候,重大方针摇摆不定,不适合主持全面工作。”自视为“胡耀邦反对派”的中共元老邓力群评价道,“胡耀邦从来不搞阴谋,胸怀坦荡,对人不报恶意”。2015年11月20日,习近平在纪念胡耀邦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上讲话,赞誉胡耀邦“夙夜在公、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坚守信仰、献身理想”、“实事求是、勇于开拓”、“为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和开创建立了不朽功勋”。

如果要讨论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胡耀邦是绕不开的那个人。在整个80年代,胡耀邦文革后的上台,后来的失势和去世,是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社会动荡和思潮解放的导火索。胡耀邦对于改革开放的贡献在思想上的解放,他给文革后依然肃杀的社会气氛带来了一丝春分和宽容,这种放松的气氛成为今天很多人怀念早期改革开放的原因,要认识到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胡耀邦这种做法的必要性。当然,最后让他被“罢黜”的原因也是这种“失之于宽”,对这一点也要清晰的认识。从那之后,胡耀邦的经验中国官员在执政风格怀柔和坚定,尤其用怎样的执政手法去面对改革过程中一些有突破性意义的政策,有了一种全新的认识。

给严酷的政治带来“宽容”之风

从毛泽东之后,曾经活跃在中国政坛上的人物,在民间的表述中,通常有着“誉满天下,谤满天下”的复杂感。即使被视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也因为在六四事件中的态度而争议颇多。但是似乎唯独只有胡耀邦,无论在官场内部还是民间,都留下了广泛的声誉。

这种声誉,首先源自胡耀邦的“历史功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文革之后中共“收拾人心”的三大措施“真理标准大讨论”、“平反冤假错案”和“改革开放”,胡耀邦都在其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主导者和推动者角色。在担任中组部部长期间,胡耀邦领导的平反冤假错案活动,也是对中国共产党历年错误的政治运动的重新平反。经过平反活动,他在群众中的威信与日俱增,民间俗语有“受了苦,找中组部;有冤枉,找胡耀邦”。

改革年代,一个合格执政者如何处理“宽与严”的辩证关系,胡耀邦成为最成功的案例和最“失败”的样板(图源:VCG)

但是随后历史的进程却没有如人所愿,八六学潮引起了中共元老的震怒,他们将学潮的爆发,归咎自由化知识分子煽动,以及胡耀邦的纵容。高层认为胡耀邦纵容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要求其辞职;并指胡耀邦应该对1986年学生运动的失控负责。

本系列的文章,旨在探讨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时,中国人或许不仅仅是自豪于对于改革开放成功的经验,还应该看到那些“改革中的失意者”,去反思他们为什么会失败,其基因是什么?缺乏道德感和人文关怀,缺乏对规律和秩序的尊重,缺乏系统的职业精神?同时也要去看到这批官员也是这四十年改革的一部分,他们是一批又一批的闯关者,改革四十年以来,从来就不缺乏闯关的英雄,只是并不是所有人都笑到了最后。

回到胡耀邦身上,他给中国政治带来宽柔之风,但同样失之于宽,改革年代,一个合格执政者如何处理“宽与严”的辩证关系,胡耀邦成为最成功的案例和最“失败”的样板。

直至今天,当中国人想念起胡耀邦时,及时他的“政敌”,都承认胡耀邦质朴、低调、宽容的公众形象。即使是胡耀邦的政敌,对于这一点都好不否认。1988年11月,邓力群在长沙要求见胡耀邦,虽然在此前一年党内生活会上,他罗列大量“罪状”,系统地批判胡,但胡还是欢迎了他,并同他谈了两个多钟头。事后邓力群十分感慨地说:“我没有想到他并不介意以前的摩擦。”并说他们的谈话“感情是真诚的,气氛是融洽的”,使他有“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感觉。

放到时代的进程中去看,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延安整风之后,中共就从一个早期的理想型政党转型成为一个具有强大执行力的列宁式政党。革命年代的残酷将“宽容”从这个政党的性格中“排挤出去”,战争期间容不得太多的同情心,所以在延安整风时,中共更倾向于“宁缺毋滥”式地对待某些潜在的“叛徒”。

在1949年之后,在毛泽东时代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整肃的不仅是各类社会精英(有产者、与旧政权有关系的人员、中共各级官员、社会名流和知识分子群体),而且是大量平民。胡在主持平反工作时表现出一种在政治年代少有人道主义同情心,他的平反政策不仅惠及社会精英,而且惠及广大平民,终结了让人永无出头之日的身份政治歧视,以及由此而来的全面社会歧视的黑暗时代,在政治上为邓小平赢得了充份的民意支持,这在刚刚结束了残酷阶级斗争局面的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是相当大胆而宽容的政治决策。

可以说,在胡耀邦,很多中共重大的改革举措上,在宽松的氛围中,进行公开的讨论和辩论,甚至在人民代表大会的框架内,进行实质性的辩论和质询,是非常必要的。顶层设计本身,在中共党内也是相对公开和透明的,中共元老和他们的智囊团都可以参与制定。

但是,在一个思想澎湃,打开国门看世界的澎湃年代中,过于宽松就不是一个正面的评价。而胡耀邦一生的“悲剧”也体现在这个方面。今天后世对于胡耀邦不多的批评声中,在民族政策和意识形态问题上,对民族地区的民族分裂主义危险认识不够,过于“宽容”造成西藏和新疆的局势不稳,后续影响甚至绵延到今天。例如邓小平曾说:“耀邦抓党风党纪是铁面无私的,就是不理解自由化的危害。”

不同时代的“改革” 不同的胡耀邦

2015年《纽约时报中文网》曾刊发原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研究助理周炜乐的评论文章。文章指出,“胡耀邦”三个字背后的政治意涵变化,贯穿在他逝世后至今的27年间。在这期间,中共曾经发表过三次纪念胡耀邦的重要文献:第一次是1989年4月胡耀邦追悼会上时任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所致的悼词(以下简称“悼词”);第二次是2005年11月时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在纪念诞辰9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90周年讲话”);最近一次为2015年11月习近平在百周年诞辰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百周年讲话”)。细读这三份文本,可以发现,三次纪念胡耀邦的时代背景和指导思想为胡耀邦的形象打上了不同的底色。

文章称,“改革”二字可谓1980年代胡耀邦主持中央领导工作时的核心词汇。因此,这两个字成为此后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布的三篇纪念胡耀邦的文献中最常提及的词汇之一,其中悼词提及9次,90周年讲话13次,而到百周年讲话已增长至21次。三篇提出的“改革”,都主要用来指代经济改革(悼词至少5次,90周年至少8次,百周年至少11次),尤其是描述“改革开放”决策实施前后胡耀邦的领导和推动作用。但三篇均未用过“政治改革”的表达,只有90周年的讲话提到了胡耀邦“努力探索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

三次讲话提及“改革”的意涵各有差异。在胡耀邦追悼会举行时,中国尚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型的起始期,“改革”二字是推动经济体制转型的代名词。悼词中提到胡耀邦“重视调动八亿农民的积极性,主持制定和执行了农村改革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推动了我国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为扩大沿海地区的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分别对应的是80年代农村和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

在迎来中共建国40周年和改革开放11周年纪念的1989年,中国其实站在“改革”与“求稳”的两端之间。4月间,胡耀邦的追悼会在广场上数万学生的压力下进行。悼词的起草高层也有过争论,但赵紫阳仍然顶住压力,高度评价“胡耀邦同志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的一生是光辉的”,强调胡耀邦推进改革的各项举措, “为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出了多方面的重大贡献”。

到2005年的胡耀邦诞辰90周年纪念,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确立已有13个年头。金融改革、财税体制和投资体制改革则成了当时政府的新重点,充分体现出“商品经济是市场经济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的发达阶段”。当时的中国刚加入WTO,全球化发展机遇来临的同时,贸易摩擦加剧,同时国内区域差距加大、生态环境破坏加重。于是强调“统筹、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成为中共的指导思想之一,出现于90周年纪念讲话,成为当时纪念胡耀邦的时代意义。

经济越高速发展,就越需要政治上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因此,继80年代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高涨之后,“党内民主”再度成为中共的政治舆论热词。在胡锦涛担任总书记后,中共中央在十六大提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中央政治局加强了向中央委员会汇报工作的制度,公布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和《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党代表常任制、党内差额选举等改革开始酝酿试行。一些地区还出现了“公推直选”(即在基层党组织选举中,让党员和非党员的老百姓一起推举候选人,再由党员直接选举)的实验性做法。

于是,在胡诞辰90周年纪念讲话回顾胡耀邦的改革功绩时,曾庆红特别突出了他努力探索“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的贡献,相较于悼词和百周年讲话中提及的“领导班子年轻化和干部制度的改革”,显得更为大胆。讲话还突出强调了“胡耀邦同志胸怀坦荡,按党的原则办事,敢于讲真话、讲实话,勇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以身作则,廉洁奉公,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优良品质和工作作风。

到了2015年胡耀邦诞辰100周年的时候,中共党内和国内的政治生态发生了更加重大的变化。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首段便提出纪念胡耀邦的意义在于“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应和了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十八大以来提出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梦想”的执政理念,也即“两个一百年”:“到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和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时,逐步并最终顺利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于是,“改革”在纪念胡耀邦诞辰百周年中的主题,在习近平的讲话中,等同于在 “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取得更大的成绩”,胡耀邦身上“敢于担当”、“廉洁”的品质就被更加突出了出来,成为对党员克服改革阻力、深化反腐行动的号召。习近平的讲话不仅要求党员要“敢于较真碰硬、敢于直面困难”,同时以胡耀邦“公道待人”、“刚直不阿”的正气作为典范,以“最大的决心、最大的毅力、最大的韧性狠狠抓贪污腐败、以权谋私这件事”。对胡耀邦反腐、廉洁品质的高度评价,契合了当前习近平对于党内和军内的反腐决心。

胡耀邦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时,在今天的世界范围内,“宽容”的领袖日渐缺少,有效的民主和开明的专制都成了稀缺品,强势的政治家已经成为时代潮流,这个时候重思胡耀邦,或许能够给这个“严苛”的时代带来一丝“宽容”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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