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为何高规格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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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5日是被称为中共祖师爷的德国思想家马克思(Karl Marx)诞辰200周年。中共为此5月4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高规格纪念大会,中共政治局常委集体出席,同时出席的还有中央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民主党派、以及思想理论界代表,规模空前。

习近平在会上称赞马克思是“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家”,而马克思留下的最有价值的精神财富是马克思主义,它不仅深刻改变了世界,更是深刻地改变了中国,是至今依然具有重大国际影响力的“思想体系”和“话语体系”。其实自2012年十八大上任以来,习近平等中共新生代领导层已经多次集体学习马克思主义,并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强化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地位。

习近平为何要高规格纪念马克思?或者说,中共为何如此推崇马克思主义?这是因为马克思以及他所开创并经列宁(Lenin)完善发展的马列主义是中共的政治基因。众所周知,意识形态和组织是一个政党最核心的两大构成,意识形态是政党的灵魂,组织则被视为政党的肌体。中共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从意识形态和组织形体上都深受马列主义的影响。以意识形态为例,马克思的思想特点几乎奠定了中共的政治底色,塑造了它的思维和实践,并影响至今。

中共在人民大会堂高规格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图源:Reuters)

毛泽东说过,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这句话道出了马克思之于中共的意义。中国近代自鸦片战争以来,就长期陷入内忧外患的局面。在此情况下,经历多次救亡图存行动失败之后,一批知识分子突然看到信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苏俄布尔什维克取得革命成功,于是渴望在中国复制其经验,进而才有了中共的产生。那么,马克思究竟怎样影响了中共?

首先是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这部震动世界的开创性著作中提出了与中国古人想象的“大同世界”相类似的共产主义理想,而且为之构建了一套逻辑自洽的理论体系。这套理论体系以一种类似进化论的视角将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分为依次演进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最高阶段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包含着无法克服的私有制和生产社会化的矛盾,造成贫富两极分化,产生前所未有的阶级对立,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瓦解。

基于此,马克思做出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将被社会主义社会取代的预言。在他看来,社会主义是由社会公有制取代私有制,实行按劳分配,是进入到“各尽其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准备。这个过程中,无产阶级将发挥领导者的角色。而后列宁在俄国的斗争实践中,完善了无产阶级的政党理论,认为无产阶级必须有自己严密的政党,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夺取政权,而且不同于马克思关于革命必须吸纳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成果,只能以世界革命的方式首先爆发于发达国家,列宁则认为落后国家可以跳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直接进入社会主义。

中共正是在这种共产主义理想和暴力革命理论指导下,于1921年由一批主张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建立。中共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在中国开始了长达28年的革命历程,在1949年打败国民党,创立新政权,并于1953年开始,进行了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全国建立了公有制,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其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也延续了马列主义乃至斯大林(Joseph Stalin)体制的特点。可以说,中共的革命、建政过程,虽有结合国情的中国化特点,但框架上基本是以马列主义的方案为蓝图。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的两位创始人(图源:VCG)

其次是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在《资本论》这部被誉为“无产阶级的圣经”中对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进行了深入剖析,发现了他眼里的资本主义社会一个巨大秘密,即剩余价值。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资本家通过支付工资向工人购买劳动,但工人除了生产出自己的工资,还生产了大量的新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这就是资本家剥削工人,发财致富的秘密。而西方的政治经济学则设法掩盖了这个秘密,因此它们被视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为资产阶级服务。

剩余价值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工人阶级若要从根本上消灭剥削,就必须消灭私有制,走向公有制,实现“按需生产”的共产主义。但马克思和列宁在这一点上存在着差别,马克思本人更倾向认为公有制是资本主义生产充分发达后产生的,而列宁则基于其一国革命理论,认为可以通过政权的方式,自上而下的建立公有制。斯大林则更极端,用行政力量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

这套政治经济学对于中共具有显著影响。在革命时期,中共利用“剥削”理论在大城市动员工人阶级,并以同样的思路,在农村进行“剥削”论的宣传,鼓动农民对地主阶级的反抗,显现出一定的鼓动作用,对中共的动员群众起到了理论支持。

在1949年建政后,基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以及消除剥削必须消除私有制的理念,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进行了三大改造,建立了公有制经济。这确保了中共新兴政权的稳定,保障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以致今日中国仍是一个“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国家。

从根源来说,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遗泽,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流脉。当然,该学说本身也有不少问题,容易导致对企业家作用的片面否定,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另外,囿于斯大林体制的意识形态,当时中共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体制在资源紧缺、基础落后、经济濒临崩溃的建国初期,具有稳定社会经济,迅速恢复生产的作用。但后来因其自身的僵化和低效,被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取代。只不过,中国市场经济也并非完全的市场,也不同于西方意义上的政府干预,至今仍保留着许多行政指令性的计划经济特质,比如每年都在进行的发展规划。

再者是作为前两者哲学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它们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思想,对于中共的思维方式具有深远的影响。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融合了德国古典哲学集大成者黑格尔的辩证法和哲学家费尔巴哈的唯物论而创立的哲学体系,历史唯物主义则是马克思将辩证唯物主义运用到人类历史领域的产物。

辩证唯物主义在认同世界是物质第一性的基础上,更多地探讨世界的存在状态。辩证法两个基本特征包括,世界是普遍联系的,世界是永恒发展的,而矛盾是世界普遍联系和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根源,因此,辩证法的核心是矛盾,即“事物内部及事物之间的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

恩格斯曾归纳辩证法的三条规律经常被马列主义者奉为教条,即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其实这不过是对辩证法一种简便的裁剪,是对辩证法的一种片面抽象,而毛泽东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加以抽象化,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

在中共历史上,经常运用这种对立统一的思维来解决问题,其中最著名的案例莫过于根据社会情况调整主要矛盾。当然,因为一些中共官员容易把辩证法聚焦在“对立”关系上,强化对立,淡化统一,造成对辩证法的误用,沦为一种“二元对立”思维,于是非黑即白,僵化死板。这类负面教训在中共历史上不胜枚举。

其实相比辩证唯物主义,对中共影响最大的是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个系统的哲学理论,可简单概括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经济基础是一个社会的生产关系体系,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生产关系、分配关系,其中所有制是核心。

上层建筑包括一切政治建构和思想文化意识形态,其中国家政权是核心。经济关系是政治和思想存在的根源,是第一性的,政治和思想都不过是经济关系在政治和思想上的表现,是第二性的、派生的。在资本主义等阶级社会里,因为经济关系的对立性,使得政治和意识形态具有阶级性,代表着不同的阶级利益。

这种唯物史观对于中共的影响,既包括革命时期,以阶级分析法划分国内的政治势力,比如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也表现在建政后错误地运用阶级斗争,将阶级对立放大化,忽视了统一的一面。1949年以来中共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政权,垄断国家意识形态,某种程度上都可以看作是对这种唯物史观的自觉运用。只是毛时期,过度夸大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建立了超越生产力发展阶段的“人民公社”,夸大意志的能动性,错误地发动了大跃进,违背了基本的经济规律。

在邓小平改革开放后,国家重心转向经济建设,大力发展生产力,并适时地改革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上层建筑,正是发挥经济基础决定作用的表现。现如今,习近平时代的全面深化改革,则进一步突破了经济决定论的误区,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一起着手,对中国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生态环境和意识形态方面进行全面的改革,体现了系统的、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理念。

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共的官方指导思想,从哲学理念、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层面对中共的意识形态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为中共的建党、革命、建政,以及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都提供了丰富的思想理论资源,甚至重塑了现代以来中国人的话语体系。

马列主义是个系统的理论体系,以上的分析只是论述马克思之于中共意识形态的影响,并未涉及列宁完善的那部分马克思主义之于中共组织结构的影响,不过也足以揭示出马克思和中共的内在联系。尽管今天的中共愈来愈中国化,非常注重吸取中国历史经验,不断发掘传统文化资源,甚至某种程度上已经确立了中华文化的主体地位,但并不妨碍马克思的思想源头意义。

正因这样,习近平才会在中共已经建政六十多年并充分中国化的背景下依然奉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强调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地位,高规格纪念马克思200年诞辰。当然,高规格纪念背后还有一个现实原因,即近些年来中共日益深陷理论危机,曾经的精神光环和感召力日渐沦丧,令中共不得不重新从马克思那里寻找智慧。

这也反过来说明中共要想巩固自身的政治合法性,真正要走向理论自信,就不得不重建理论体系,不可再自我设限和画地为牢,而是应该继承马克思的批判和开放精神,敢于直面困境,学会兼容并蓄,不断创新论述。正如习近平在大会中提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必须随着实践的变化而发展,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才可能有当代意义的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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