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面”李鸿忠与漩涡中的天津 中国官员该被标签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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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李鸿忠并非一个十分受欢迎的官员,他曾经的“夺笔事件”,以及在“核心”问题上的积极表态,让很多海外观察家并不喜欢他。不过历史的经验告诉人们,对于一名官员而言,不同的官职,不同的时期,他们的政治表现往往是截然不同的,简单的用标签化的态度去为某个官员定性,也不是一个客观的做法。

天津,这个历史上被称为“天子津渡”的地方,自古因漕运而兴。自元朝延佑三年(1316)建镇后,六百年城史皆是繁华景象。近日,天津这个中国直辖市,却因两件事情陷入舆论的漩涡中。第一件事就是“人才引进”计划的一波三折。5月16日正在天津举行的第二届世界智能大会上,天津市副市长孙文魁正式对外公布吸引人才的“海河英才”计划,大幅降低人才落户门槛。消息一出,不到24小时之内,已经有30万人办理落户申请。

第二件事就是2018年第一季度中国三十一省GDP增速中,天津1.9%的增长处于垫底位置。而在2017年,天津GDP增速3.6%,同样全国倒数第一。

当外界还惊诧于天津的经济下滑和人才引进,如何引起如此巨大轩然大波之时,作为城市治理的措施之一,海外观察人士似乎可以从中去重新观察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的执政风格。坦白讲,在中国,李鸿忠并非一个十分受欢迎的官员,他曾经的“夺笔事件”,以及在“习核心”问题上的积极表态,让很多海外观察家并不喜欢他。不过历史的经验告诉人们,对于一名官员而言,不同的官职,不同的时期,他们的政治表现往往是截然不同的,简单的用标签化的态度去为某个官员定性,也不是一个客观的做法。

在谈论李鸿忠,似乎他永远是那个会从记者手中夺笔的官员,似乎他永远是那个率先喊出“核心”的官员。但是今天天津在GDP挤水和吸引人才两件事上,李鸿忠和天津政府表现的魄力和动机也无可厚非(图源:VCG)

对于中国官员而言,他们很多时候不得不“戴上面具”。

北京时间2017年6月,临近中共十九大之时,天津市委代理书记、市长黄兴国突然落马。随后这个毗邻中国政治中心北京的城市,经历了一次人事上的更迭。中共高层从其他省份,选派了4名官员“空降”天津,担任天津市委常委。这是自2016年9月,天津市市长黄兴国落马后,该地政坛又一次大规模人事变动。

在中国大陆政坛,“空降”意味着此地官场问题已经不是撤除一名官员就能够解决的,而是政治生态文化出现“崩塌”。如此前山西官场曾被中共定性为“塌方式腐败”。而在黄兴国落马之后,中纪委巡视组给天津官场的定性也是“政治生态遭破坏,好人主义盛行”。

可以说,今天的天津,正处于政治震荡时期后的经济转型期,十字路口的天津,需要地方政府的官员更加有远见,有作为。

对此天津市政府选择两个方式来实现这种经济转型,一是彻底对天津GDP进行挤水分,重新上路。在早先的1月份,李鸿忠就曾公开表示,(天津)下决心调整,坚决不要徒有虚名、自欺欺人的“速”和“量”。“这笔大账早算清、早主动”。

2018年1月11日起,为期3天的天津市滨海新区两会召开,当天就传出2016年GDP暴跌三成的消息。据天津广播微博透露:“滨海新区2016年的万亿地区生产总值调整为6,654亿,2017年预计7,000亿,同比增长6%。”天津官媒轻描淡写的“调整”是金额高达3,348亿元人民币(1人民币约合0.16美元)的大缩水,对照同样来源于官方的当年资料“滨海新区2016年GDP为10002.31亿元,同比增长10.8%”。

尽管很多人说,李鸿忠正好是借着黄兴国落马的契机,彻底对天津GDP进行挤水分。但是不能否认,能够痛下狠手“割肉”,无论是否出于政治考量,李鸿忠的做法是值得肯定的。

在“GDP挤水分”之后,天津政府随后就加入人才争夺战,表现出“吸纳人才”的姿态。吸引人才这件事上,天津不是唯一数字显赫的城市。西安早在去年就推出了一系列“抢人新政”,并不断加大力度,成绩斐然。2017年,西安全市学历落户11.4万人,占户籍新政落户人数的81.78%。今年一季度,西安自市外迁入户籍24.49万人,是2017年全年的1.2倍。

但是天津显然有它的优势,从数据来看,2017年天津高考报名人数为5.7万人,数量是31个省和自治区中倒数第4位,而本科一批录取率是25.02%,位列全国第一。足以见得,天津是一个典型的“考生少,录取率高”的直辖市,再加上当地具有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等名校,且地理位置毗邻首都北京,自然成为极具性价比的落户城市。

如果说外界对于“李鸿忠为天津GDP挤水分”有动机上的猜测,那对“天津吸引人才落户”就充斥着操作上的批评,认为天津市政府没有认识到开放天津户籍后的民众“热情”,缺乏后续解决措施,轻易的释放承诺,在发现超过预期后又要不断出台解释“圆场”……尽管批评不断,但是天津市政府在吸引人才上的决心和初衷,仍然值得肯定

标签化”一个官员,是外界对于中国政治观察上最习惯使用的手法。本文并非是为李鸿忠去“洗白”,但是这种如前文所说,对于一名官员而言,不同的官职,不同的时期,他们的政治表现往往是截然不同的。例如前重庆市长黄奇帆,一度被评价为重庆“六朝元老”、“薄熙来家奴”,人们似乎不齿于黄奇帆“墙头草”式的行为。但是,当黄奇帆真正离开政坛后,同样一批人,发现重庆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正是黄奇帆任期内铺垫的基础。他不仅“精力充沛,满腹经纶,往往在会议上脱稿讲话数个小时,引用的数据很多而少有错误”,堪称中共官场难得的“既懂经济、又熟稔于行政操作的官员”。

哪个才是真实的“黄奇帆”?

同样,比如在谈论李鸿忠,似乎他永远是那个会从记者手中夺笔的官员,似乎他永远是那个率先喊出“核心”的官员。但是今天天津在GDP挤水和吸引人才两件事上,李鸿忠和天津政府表现的魄力和动机也无可厚非,当然,这背后也有颇多的“无奈”。

或许,对于中国官员而言,这种复杂性和多样性,才是真实的他们。对于观察中国政治的观察家而言,更多脱离“标签化”的评价,回归到事件和政绩本身去看待官员,也许得出的结论会更为公允、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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