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九年回首六四 再看中共党内反对派的时代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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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十九大上说,中国已经进入“新时代”。这里的“新”,不只是时间上的,更是思维范式上的。如果不能用更为现代的思维去理解中国当下政治,如果不能用更为超脱的意识去回顾以“六四”为代表的历史事件,就不能称得上是“新时代”。对于以鲍彤为代表的这一批“党内反对派”而言,他们渐渐退出舆论的舞台,将对于“六四”,对胡耀邦,对赵紫阳的评价,留给这个新时代,或许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迄今距离1989年发生在北京的六四事件已经过去29周年,近年来无论是大陆还是海外,对于六四的回忆和纪念热度持续降低,因此目前外界普遍认为29周年的六四纪念可能仍然“静悄悄”。

29年是一个尴尬的时间节点,似乎所有人都在等待明年六四三十周年大做文章。人们相信,三十年是六四迎来某种“新变化”的开始。

从这个维度讲,今年就是六四“三十年命运”结束的时间节点。这种结束,不只是体现在对于六四的一些固有评价上。更是从六四中“孕育出来的”以李锐、鲍彤等为代表的中共党内“反对派”,也应该完成他们的历史任务,渐渐退出舆论的舞台。

对于中共党内的“反对派”或是“自由派”而言,赵紫阳是他们的精神领袖(图源:Reuters)

他们在改革开放那个特殊时代下,分别在不同领域扮演了重要角色,做出了一定的历史成绩。但是也要看到,在近三十年后的今天,这个群体的思维范式在看待中国,看待六四问题上已经固化,陷入价值观的十字路口,捉摸不透时代已经变化。

今天的中国,已经不再是他们的历史舞台,不仅布景全部换掉,甚至观众都已经换了。随着这批人渐渐走入历史,六四或许也到了一个可以重新评价的时刻。

中共的“党内反对派”

2018年4月4日,曾任中顾委委员,长年呼吁民主宪政的李锐因多重器官衰竭,在北京医院加护病房治疗。5月末,李锐之女李南央在美国媒体《纽约时报》上陆续刊发一组与赵紫阳前政治秘书鲍彤的采访实录,其中鲍彤将六四形容为一场“邓小平针对赵紫阳的政变”。

中共开国领袖毛泽东曾说过“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有派,千奇百怪。”这句话是毛泽东对于中共党内频繁出现各种派系的总结和担忧。从1980年代中国推行改革开放后,包括鲍彤在内,李锐,杜导正等一批人,勾勒出一幅清晰的“党内反对派”的画像。这个“党内的反对派”1980年代已见雏形,其成员不少是胡耀邦、赵紫阳的旧友、部下,还有一些是体制内的学者,包括李锐(中共党史专家,曾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水电部副部长,毛泽东兼职秘书)、胡绩伟(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中国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他提出《人民日报》是“人民的报纸”,并主张“人民性高于党性”)、朱厚泽(原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鲍彤(曾任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共十三大文件起草小组组长、赵紫阳总书记政治秘书等职务)、杜导正(曾任中国新闻出版署署长、《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何方(中共党史专家,曾被中央纪委驻中国社会科学院纪检组通报批评何方长期以来主张民主社会主义、仇视毛泽东、搞历史虚无主义)等。

从人生经历上而言,在上世纪80年代,他们大多世围绕在胡耀邦、赵紫阳身边的中层官员或学者,多数在六四期间,或多或少受到波及。从政治观点上,他们是典型的党内右派,推崇新闻自由,相对的党内民主和自由。在政治偶像和精神领袖上,赵紫阳,胡耀邦是他们的旗帜。从时间节点上,1989年的六四是一个清晰的分水岭,如果说1989年之前,这批“党内反对派”还能够在胡耀邦以及后来的赵紫阳庇护之下,在中国政治架构的不同层级中担任职位,尤其是宣传、体改办等机构,发挥重要作用。1989年之后,这些曾经的体制内的改革派,渐渐成为体制外的反对派。尽管已经不再掌握政治实权,但是鉴于他们在改革年代的成绩,因此在2012年之前,仍然在舆论上有一定的影响力,比如他们创办了政治观点鲜明的《炎黄春秋》,这个刊物一度被视为中共党内民主派的舆论阵地。

思维范式的固化

在中国政坛,一直有“老人政治”的说法,指一个国家或政治团体的领导成员,平均年龄比起大多数的成年人民还要更老,但也可以被描述为领导层偏守成、保守的作风等的形容词。如果从狭义的角度来看,“老人政治”还以拓展范围来形容经历过六四的那一代的“政治老人”,尽管他们在1989年之后已经陆续退出政坛,但是这些平均年龄八九十岁的老人,仍然热衷于每逢六四一类的政治日期,就出来接受一下媒体采访,回忆过往,表达一下看法,这何尝不是“老人政治”的另一种表现。

就以鲍彤此次接受李南央采访为例,这篇刊发在《纽约时报》的采访文章爆料称“邓小平是在4月18号下的决心,干掉赵紫阳”,认为“‘六四’就是一场政变,邓小平个人谋划的、矛头对着赵紫阳的一场政变”。鲍彤作为赵紫阳曾经的政治秘书,在政治立场上维护赵紫阳,无可厚非。

但是,他以自己个人所了解的部分情况,就将1989年的六四事件以及中国政府的打压,视为一场“宫廷政变”,似乎是邓小平一直布局,目的就是在政治上打倒赵紫阳。如此用“权力斗争”的思维去认识六四,是否就是另一种固化、僵硬的历史认知呢?同样,还有观点认为六四之后,邓小平在1992年进行南巡,重启改革的目的,也是为了“保全身后名”,防止自己的政治遗产“改革开放”半途而废。

六四过程中有没有“权力斗争”?邓小平南巡是否存有“守卫政治遗产”的想法?客观地说,都是可能或者事实存在的,这不能完全否认。

但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如果就是以这种眼光去看待六四,去看待改革开放,而忽略整个六四过程中各方势力、思潮的拉扯,忽略学生运动期间频繁的突发事件,无视邓小平甚至包括陈云等保守派在内的那些中共领导者,希望中国社会稳定,希望让改革进行到底,扭转国家积贫积弱的决心,都是不客观的。可以说,这一类的想法,都是思维僵化、刻板的呈现。

无论是李锐,还是鲍彤亦或朱厚泽,他们在毛邓时代,于党内民主,政治体制改革以及新闻自由上的贡献,应当值得肯定。在离开政坛一线后,仍然为了他们的政治理想去奔波的努力,也不应被后人遗忘。但是,不能否认,这些中共党内反对派,或者形容为自由派的“政治老人”,他们对于包括六四在内的政治认知,已经被时代远远抛在了身后。

习近平在十九大上说,中国已经进入“新时代”。这里的“新”,不只是时间上的,更是思维范式上的。

如果不能用更为现代的思维去理解中国当下政治,如果不能用更为超脱的意识去回顾以六四为代表的历史事件,就不能称得上是“新时代”。对于以鲍彤为代表的这一批“反对派”而言,他们渐渐退出舆论的舞台,将对于六四,对胡耀邦,对赵紫阳的评价,留给这个新时代,或许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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