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向前看 别活在“六四”阴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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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六四”。身为当年学生领袖、现已沦为海外反共及反体制飘萍的王丹,近日在接受采访时先是重申“假如当局愿意跟我谈,我是不会拒绝的,但是要公开谈,要有基本的四个前提,那就是平反六四,追究责任,抚恤受难者家属,允许流亡人士回国”,接着认为“我从来不看好所谓‘中国模式’,中国虽然经济增长,但是考虑到付出的代价之大,考虑到可持续的缺乏,这并不是一个成功的发展模式”,最后又再次声明“如果有机会,我还会再来一次,因为我认为推动中国进步是公民的责任。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我只有一句话:中国不改变,未来受害最大的就是你们自己”。

另一位当事人、时任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政治秘书的鲍彤在发表于《纽约时报》的谈话里称,当年学生运动被邓小平利用了,因为邓小平认定赵紫阳日后会是做他秘密报告的赫鲁晓夫,故决定激化学生矛盾,以处置不力为由将赵紫阳赶下台。所以鲍彤认为“六四”事件实际上是毛泽东借红卫兵赶刘少奇下台的翻版或者说政变。

“六四”事件尽管已经过去29年,但还是许多人心里的疙瘩(图源:Reuters)

显然,这两种观点都经不起推敲。王丹希望给“六四”一个公道说法,“抚恤受难者家属,允许流亡人士回国”是应该的,是中共能否坦诚面对历史、不沦为其所批评的历史虚无主义的检验标准,但他要“追究责任”、并将讨还公道说法等同于“平反六四”则有失简单,妨碍世人对“六四”的理性认知。

“六四”同时包含着中共党内的路线斗争、学生反腐反官倒社会运动和社会上小部分人借学生运动而制造的打砸抢事件。第一种是中共党内不同观点的政治斗争,第二种是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第三种是刑事罪行。对于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自然应该平反,但对于中共党内不同观点的政治斗争不适合简单用平反来处理,至于刑事罪行更不属于平反范畴。既然如此,与其用笼统、有失简单化的平反来形容给“六四”一个说法,不如说重新评价上述三种不同性质的事件,以示明确切割、区别对待。遗憾的是,王丹等亲历者因为活在当年的阴影里,加之常年远离本土又脱离了对中国的客观认知,才每每笼统而无知地喊出“平反六四”。而且也因为他的脱离现实,使他看不到甚至否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巨大进步,以至于脱离了当今绝大多数人的切身体会和普遍认知。

鲍彤的观点更是深陷当年阴影难以自拔。他居然将“六四”看作毛泽东借红卫兵赶刘少奇下台的翻版,实在匪夷所思,完全被阴谋论和权力斗争所蒙蔽。这也是为何他的观点难以获得认同,甚至连王丹都反对他将“六四”归结为被上层利用的说法。其实鲍彤等老人们并非一开始就是这样认知,只不过因为常年累月活在中共党内斗争的痛苦记忆里,导致早年认知被不断强化和放大,才产生如此令人惊诧的成见。

身为当年赵紫阳政治秘书的鲍彤,对“六四”的认知,反映他依旧还活在过去的阴影里(图源:Reuters)

王丹和鲍彤有关“六四”和中国的认识反映了一些人,习惯于以“六四”为单一窥孔,经年累月地死死揪着这个问题不放,将自由主义民主视为唯一神主牌,对中国和中共的认知越来越与客观现实脱节,致使受众越来越稀少,影响力日渐式微。而与之相对的是,中共历来在此问题上刻意回避真相,每年都会在6月4日前后采取收紧措施,严厉管控任何有关“六四”的言行。双方这两种态度都存在问题,前者沉溺于怀旧,总是活在过去,甚至有时看起来像一个喋喋不休的怨妇,后者回避和压制真相的行为,非但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反而让“六四”变成了沉重的历史包袱和许多人心中的疙瘩。

双方都应认识到,作为历史事件的“六四”必须放在改革开放以来整个国家转型的大背景下来认知。当年之所以酿成“六四”悲剧,正是因为国家转型出现重大波折。众所周知,改革开放是建立在对中共此前反右、大跃进和文革等一系列错误拨乱反正的基础上,特别是十年文革几乎令人人遭殃,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秩序濒临崩溃的边缘。所以当文革结束、实行改革开放后,全社会旋即掀起对文革全面否定的风潮,并由此延伸出对社会主义和中共继续执政的怀疑。

在这一点上,大学生和知识分子群体尤为明显,他们当中一些激进者甚至认为源自西方的自由主义民主才是唯一正确道路,力主进行效仿欧美体制的政治改革,并逐渐汇集成一股怀疑和否定中共政权的力量。而这引起了邓小平、陈云等中共元老们的警惕,他们一生坚守社会主义信仰,江山意识强烈,为了在推进改革开放的同时巩固社会主义道统和法统,他们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时任总书记胡耀邦正是由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而下台。但怀疑和否认中共政权的风波并未止息,反而在1989年由于受到苏东剧变国际浪潮的传染和国内腐败、“官倒”问题的刺激,最终以胡耀邦逝世为契机,达到最高潮,酿成“六四”悲剧。

香港每年的“六四”烛光集会,提醒着中共应早日直面历史,打开世人的心结(图源:Reuters)

“六四”结束后,“极左”思想一度回潮,改革开放面临夭折危险。直到1992年邓小平通过南巡讲话为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立下定海神针后,中国才从此放下姓资姓社的争论,进入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和快速发展阶段,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尤其是2012年中共十八大以来,在新生代中共领导层的积极作为下,不仅贪腐得到有效遏制,扶贫等以公平为导向的政策有条不紊地推进,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正在落实,国家进入了新时代,而且中国在西方孤立主义盛行的背景下成为全球化的坚定维护者。这一切与西方自由主义民主遭遇空前危机形成截然反差,不断挑战着那些走不出“六四”阴影的人。

纵观整个过程中可以发现,“六四”是个悲剧,它的发生具有复杂特殊的时代原因,是改革开放过程中难以避免的过失,不能简单归咎于具体个人,更没必要死死揪着这个问题不放。所以,“追究责任”怎么追究?除非脑子生锈了才会念叨着要去追究。“六四”终究已成为历史,中国在“六四”后取得巨大成绩,中共更是已经重新建立合法性。那些活在过去的人应走出阴影,不要再沉溺于怀旧,而是应超越个人遭遇和意识形态来看待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积极变化。对于他们而言,要成为的是《秋菊打官司》里坚韧、执着、倔强和现代的秋菊,而非鲁迅笔下那个永远活在痛苦记忆里、逢人就只知道反复诉说不幸的祥林嫂。

当然,作为“六四”悲剧直接责任方的中共,同样应该走出阴影,甩下包袱。正如一句箴言所说的“当过去不再照亮未来,人心将在黑暗中徘徊”,既然“六四”是个历史悲剧,那就应该坦然面对,给世道人心一个交代,并在此基础上以史为鉴,不让悲剧重演。如果说以前中共不能重新评价“六四”是受限于某些政治现实,或者说注意力集中在发展经济,那么今天中共早已在取得巨大经济成绩的同时具备了直面历史的条件,建立起了政治自信。改革开放和十八大以来的成绩牢牢巩固了中共的合法性,给了它分两步走至2049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底气。在此情况下,中共若能重新评价“六四”,非但不会危及合法性和泯灭邓小平的伟大贡献,反而能化去亲历者、知识分子的心头疙瘩,进而推动社会大和解,非常有助于为十九大确立的宏大施政蓝图凝聚人心。

而从时机来看,中共建党一百周年是个非常恰当的时候。这是因为:一,习近平已成为毛泽东、邓小平之后的真正“核心”,牢牢掌控着中国政治进程的主导权,具备了打开历史心结的政治基础;二,在中共建党一百年时,需要全面总结反思过去一百年的得与失,而“六四”是个无法回避的重大政治事件,中共没必要背着这个包袱再进入第二个一百年。

总之,“六四”不应成为亲历者、知识分子群体和海外华人社会心里的疙瘩和羁绊,也不应成为中共的魔障,而是应成为当代中国转型过程中的警醒和教训,如同对古往今来重大历史事件的纪念那样,将之作为人们在合适时候纪念历史和警醒后世之用。唯有这样,才能让整个国家共同走出阴影,轻装上阵,踏踏实实地迈向第二个一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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