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1984》 中国首部“监控”电影大玩权力反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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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与剖析极权主义的《1984》构成对话关系的电影,这部电影的导演徐冰如是阐述他的作品《蜻蜓之眼》。

《蜻蜓之眼》近日在中国大陆中央美术学院首映。在这个没有演员、没有摄影师的电影中,徐冰设计了一个无法界定自己身份的女主角“蜻蜓”。蜻蜓有28万只复眼,如果把每只眼睛都作为一个独立的摄影头,那蜻蜓就带着28万个摄像头飞在路上,这些摄像头足够扑捉沿途的一切,女主角这个名字一语双关。

影片以一次意外溺水的画面开头,并立刻将情节转向了在佛寺修行的尼姑蜻蜓。蜻蜓决定离开佛寺之后在一间乳制品工厂找了一份饲养乳牛的工作。镜头很快被调到一次飞机坠毁事故,又经历一片漆黑、最后切换回了工厂,画面上的乳牛们被集体捆绑在巨大的轮状机器上。电影的画面时而闪烁不定、时而嗡嗡作响,穿插著从高处拍摄到的中国各个角落的影像:闪电击中汽车的瞬间;餐馆里被滚烫热水泼在身上的女人;由路怒和车祸引发的暴力事件等等。

中国“天网”无处不在,人脸识别已非个别(图源:VCG)

这部影片是徐冰的首部电影,不过在中央美院放映之前,已经获得了一些奖项。2017年8月,入围第70届洛迦诺电影节国际主竞赛单元,并获得了国际影评人奖(FIPRESCI Prizes)以及天主教人道精神特别提及奖。去年9月,该作品在多伦多国际电影节两次放映。但是因为种种限制,该作品目前仍未能在中国大陆公开上映。普遍意义来讲,这类“负面”题材是注重宣传功能的“主旋律电影”要剪裁和回避的。

影片创意源自徐冰在2013年的构思,他将包括整容、变性、网络直播、性骚扰在内的各类中国社会话题作为主题,以上万小时的监控录像为素材进行剪辑制作而成。影片于2015年12月末发布预告片,2017年8月在瑞士洛迦诺电影节首度面世时,其剪辑手法获得了普遍好评、总体被认为从社会边缘题材的角度体现了艺术家对权力的反抗,是一部将电影与概念艺术相混合的独特作品。徐冰对此表示,“我们的创作能量其实应该不是来自于艺术系统或电影系统本身,而应该来自于这个世界或者中国社会,现成的能量给我们补充了新的思想和动力。”

纵观整部影片可以发现,整容、变性、网红、性骚扰等中国社会话题是支撑《蜻蜓之眼》故事背景的元素,而电影中也穿插了许多包括灾祸、自杀及交通事故在内的暴力情节。该作的所有内容均是通过对监控画面中的场景剪辑制作而成,共计采用了约10,000小时长的录像,最终缩短、合并至81分钟。故事的主线则基于旁白的描述,两者共同通过制作者的意愿展现中国了的现实。对此,电影的两位编剧之一翟永明透露,“全中国的摄像头都是我们的摄像师”。

基于影片素材的来源,可以说,《蜻蜓之眼》使用反讽的方法观众对“中国特色”的电影做出带微笑的思索。影片的开头是监控录像中的电影放映,画面里的荧幕上出现一个飞舞的“龙标”(Dragon Logo)。这个影像是所有在中国公映的电影必须具备的,它是电影局审查通过的标识。而对于《蜻蜓之眼》这样的电影来讲,看,获得“龙标”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像那些在院线公映的影片一样,该影片开头的“龙标”,具有像反讽、隐喻等多重的指涉意义。

有分析认为,《蜻蜓之眼》这种主动触及社会边缘题材、主动表现前沿观念的创作路数很容易让观众想起1960年代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的《接吻》(Kiss,1963)、《口交》(Blow Job,1964)等先锋性电影作品。从这个角度来讲,本片最强的社会意义和政治启示并不在它的故事中,而是根植在它的核心创意之上:它的所有素材全部截取自海量的监控录像。

同时,徐冰明确地将自己的作品与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那部剖析极权主义的《1984》构成一种对话关系:“这部影片涉及到很多今天这个时代才触及到的问题,比如监控对我们生活的左右和改变。乔治•奥威尔的《1984》就涉及到监控……他设想我们的未来都是在‘老大哥’的监控之下的,极权国家通过监控对人的思想行为进行控制。”

中国先进的监控设备已经在很多领域投入使用(图源:Reuters)

“如果监控影像能够完成一个相对复杂的叙事,那他就说明了监控影像和我们今天的人的关系”。在徐冰看来,《1984》描写了民众思想与行为在极权国家之监控下所遭到的控制,而《蜻蜓之眼》所要体现的问题也包含了监控对中国人生活的改变。

事实上,徐冰所说的如果监控能够完成一个相对复杂的叙事,足以说明监控影像与人的生活之间的关系。前段时间,浙江的一所小学将视频监控用于采集学生的表情,希望能够借助对表情进行数据分析从而提高教学成绩,此举当时就引发舆论热议,被称为是《1984》走进中国课堂。

根据维基百科提供的资料,截至2017年6月,中国大陆安装于公共场所的监控摄像机总计有1.7亿部;预计在2020年,摄像机的数量将在原本的基础上增设4.5亿部。打击犯罪与政治控制被认为是这一庞大监视系统的主要功能,与此同时中国也因此被指可能是全球监控摄像机“最密集的地方”。

影片中这些真实发生过的影像碎片的连接,看似毫无关系却又有着必然的关系,既记录下极具哲理的瞬间,又揭示了日常现象背后暗藏的危机四伏,和超出逻辑之外的命运无常。监控手段本身和剧本故事走向某种程度已经模糊了公众对于真实、虚拟的基本判断,给人造成了现代社会中的不安与紧张感。对于电影而言,这是革新的电影制作方式,也是今天和未来艺术创作的方式,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并将引发意义深远的探讨;对社会而言,当下许多沉重、严肃的政治境遇也通过影片被纳入思考和追问。基于此,《蜻蜓之眼》采用这种创作模式,具有某种权力反转的意味,就是将本来用于监控和思想灌输的影像变成了自己考察、剖析、呈现中国社会的素材。

影片在叙事中用隐喻的艺术手法使得公众对监控录像这个现象重新考察,在观赏中重对摄像头建立起一种间离、自觉。影片的内容、影片的来源,以及影片折射出的一切,也许,正如徐冰所言,“其实有很多人问我这个电影到底说什么,我确实没法回答它到底是在说什么,真假、现实与虚拟等等,又不止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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