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后中组织人事新变革 未来优先选拔这类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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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组部部长陈希(左一)曾称培养选拔干部必须突出政治标准(图源:新华社)

北京时间7月3日至4日,中共组织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会上提出了新时代中共的组织路线,即“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组织体系建设为重点,着力培养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着力集聚爱国奉献的各方面优秀人才,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任人唯贤,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新的组织路线的提出实际上是中共组织人事工作的新变革,事实上自中共十八大后,习近平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以来,中国迎来了一系列的变革。外交领域从“韬光养晦”到“有所作为”,反腐领域从“刑未上常委”到“老虎苍蝇一起打”,政党建设方面加强党对各个领域的集中统一领导,国家机构方面,中共中央通过了《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可以说习近平给中国的党政军民学都带来了一系列变革。同样,中共的组织人事工作也不例外。

“治党治国之要,首在选人用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中共组织部作为中国最大的人力资源部门,其首要任务就是为中共在合适的岗位选择合适的干部,并保证后备干部培养与锻炼。那么习近平为中共组织人事工作带来哪些变化?变化的原因又是什么?

中央组织部 破常规改标准 不拘一格降人才

北京时间7月2日,中国官媒发布了中共十八大以来组织工作述评。述评很好的诠释了中共组织人事工作变化的具体内涵。

首先在用人标准上仍然要求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思想政治行动要与中共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而且提出了“一票否决制”,选人用人的政治标准更加严格。

其次破除了 “四唯”“唯票”“唯分”“唯GDP”“唯年龄”等问题,“江胡时代”发展经济为第一要务,在组织考量方面权重不同,现在破除“四唯”问题,强调综合考量干部。

再次强调了坚决防止“带病提拔”,强调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更加注重在基层一线和艰苦地区有过经验和锻炼的干部,援藏援青援疆干部如果在平级情况下会优先选派。

此外,中共还于2015年7月印发了《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这是中共首次以党内法规的形式就领导干部能上能下作出专门规定。

另外中共选人用人方面还有两大亮点:第一管人方面,从严治吏,优化政治生态,为此还打出了“强化日常管理监督、不断扎紧制度笼子、集中开展突出问题专项整、完善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等组合拳;第二提出选拔优秀年轻干部。北京时间6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关于适应新时代要求大力发现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的意见》(以下称《意见》),会议提出要大力发现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有媒体将其与邓小平提出的“干部年轻化”并论,可以推测,未来中国政坛将有一批年轻干部崭露头角。这批干部将不像以前可能来自所谓的“团派”、“地方派系”,而是各行各业不拘一格,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地方省级组织部 异地调动频繁 首现“65”后

首先,中共31省地方省委组织部人选跨省调动颇为频繁。北京时间7月3日,中国官方宣布黄建发任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部长。这是本月第二位,今年第五位调整的组织部长。同一天原湖北省委组织部长于绍良调任上海市组织部长

2018年以来,中共省委层面有五位组织部长调整,分别是甘肃省委组织部长李元平,此前任职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副局长;天津市委组织部长喻云林,此前任职广西省委组织部长;广西省委组织部长王可,此前任职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党委秘书长,上海市委组织部部长于绍良和浙江省委织部部长黄建发。

梳理发现,五位今年履新的组织部长,喻云林、于绍良、黄建发等三人都是跨省任职。除此三位,除湖北和四川组织部长暂时空缺外,大陆其余各省中有18位组织部部长都曾经有过跨省任职的经历。

对此,分析人士解释称,一般来说,组织部长大多是从异地选拔、异地交流,也是为了防止人事任免上任人唯亲,减少当地“圈子”因素的影响。

除此之外,根据中共组织部发布的数据,2015年7月至2017年11月底,中国共调整县处级以上干部28207人,其中省部级147人,厅局级2347人,县处级25713人。可见中共干部调整力度颇大。

其次,出现了两位“65后”组织部长。梳理31省组织部发现,年龄最大的是河北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梁田庚,他出生于1960年5月。两位“65”后分别是浙江省委组织部长黄建发,出生于1965年。另一位是青海省组织部部长王宇燕,她出生于1966年5月。一般来说组织部长“60后”居多,“65后”的出现是一大亮点。5岁的年龄差对于中共部级官员来说还是蛮有优势。

中共组织人事工作出现变革的原因

新时代下中共组织人事出现新变革自有其内在的逻辑,分析人士认为至少有以下三大因素:

第一、中共强力反腐的必然结果。自习近平上台,习近平、王岐山联手在中共党内掀起了“打老虎拍苍蝇”的反腐巨浪,从正国级到科员级,从党内、政府到军队内部,大批腐败干部被清除出队伍。反腐态势从“保持高压态势”到“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持续时间也比较长。原有的官场利益格局被打破,大量岗位出缺,需要新的官员新的力量补充。加强组织人事工作提拔干部是题中之义。

第二、建设新的政治生态。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2018年3月在参加中国两会重庆代表团审议时强调:“政治生态同自然生态一样,稍不注意就容易受到污染,一旦出现问题再想恢复就要付出很大代价。”“薄周余毒”、“孙政才、黄兴国余毒”等为代表的腐败官员败坏了政治生态,重建必须对官员提拔调整。

第三习近平常打破常规不拘一格降人才。曾经的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和他的“政法系”、“石油帮”彻底瓦解,“隐身”幕后的王沪宁走向前台成为中共政治局常委,以军工系为代表的新技术官僚“逆袭,出身闽浙两省的官员受到重点提拔。

综上所述,中共中央及地方省委组织部在人事工作的变革的目的,一言以蔽之即与时俱进适应习近平新时代的要求,选拔勇于任事的干部,改良优化中共的政治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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