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北京学者:“Me Too”曝出中国公知的最大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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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反对性骚扰的野火,烧到了公知圈,抖落出一地鸡毛。鸡毛之上,又催生了女公知刘瑜疑似为公知打掩护的文章。

所谓公知,即公共知识分子,是南方系媒体于2004年打造的一个传媒概念,试图通过包装一部分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来引导舆论,影响某些重大事件的舆论走向。按照南方系对公知的包装性定义,要成为一个合格的公知,需要具备三个要素:具备超出公众的知识;勇于参与公共事务;敢于批判和担当。但十年过去,曾经引领风骚的公知皆被雨打风吹去。媒体承认:“公知”已经和“砖家”、“叫兽”一样,是骂人的词了。公知在当下存在的意义以及扮演的角色究竟是什么呢?

日前,多维新闻专访了资深媒体人,独立评论人韩十洲,他致力于中国社会转型和公共传播研究。作有《中国从何处来》、《中国人的活法》和《中国怎么办》等长文。

连日来已有十多名公知被曝性侵,他们的道德和知识似乎存在巨大差距

多维:现在社会中的存在很多“大V”以及的“公知”这样的说法。大V本身指的是很多粉丝的人,公知则是公共知识分子的简称。他们一个代表了话语权,一个代表了学识,本来应该是这个社会的中坚力量。但如今,公知已经不再是高贵的词语,公知们相互攻击和谩骂甚至被曝光出很多令人不齿的事件,“公知”的存在在当代社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现象呢?我们又该用什么样的态度面对公知呢?

韩十洲:公知的存在很难简单的说好或者坏。它作为一种现象存在有它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这个社会目前的存在状况就像政府所呼吁的——对公平正义的呼唤。现在这一块的东西是比较缺失或者相对匮乏的,那样的话就需要有一种补偿出现。

以传统的概念来讲的话相当于过去“侠”的概念,尤其是在公知出现早期,大家对他们有侠客式的想象或者期待,一些公共知识分子,他们的确也在推动一些公共事件,推动一些维权,在这个过程中有些利益受到损害的人,得到了相应的权利的救济。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做的还是应该肯定的。

但是事情总有另外一面,在这个过程之中,公知们形成了一个话术空间,他们产生了相应的利益名义。可能造成了鱼珠混杂的一种状况出现,有一些人进来,参与到公共舆论场之中,想博得一个公知的名头和身份。这样的话会造成很多问题,这几年来,暴露的也比较明显。

我们的目标应该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和判断能力,不依赖这些公知提供意见,当然他们能够提供好的认识和意见是最好的。更重要的是我们每个人自身怎么对待我们自身的命运,我们怎么在这个不确定性加剧的时代去掌握自己的命运这是最重要的。

多维:中国的Metoo潮颇有特色,于美日韩大抵在娱乐圈最为震荡,到了中国却变成公知圈,如果说薛蛮子被拘是在中国蜂起公知后,这个群体遭遇的第一个滑铁卢,那么五年后这把Metoo之火,就是第二次滑铁卢。公众形象已经崩溃的他们恐怕就此片片碎去,再难恢复往日风光。按照你的话说,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其实他们在利用公知的这样一种身份,行权力的逻辑?

韩十洲:最近“Me Too”运动所倒出来的那些公知,恰恰印证刚才所讨论的现象,他们实际上只是以一种朴实的话语的名义来获得自身身份的晋级,行的还是权力的逻辑。权力的逻辑是什么?很大程度上就是性。

多维:公共知识分子就是把自己的专业知识投入公共使用的那类知识人,你觉得真正的公知是什么样的?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士”的精神,在当代已经消失了吗?如何理解当代知识分子的使命?

韩十洲:我觉得一个真正的公知不但要能回应自己在这个时代中的命运,它也要回应整个时代的问题,并不是将一些术语搬运给大众,做知识搬运工的角色。我们借用尼采的那句话“一个真正公知首先他能够在自己身上克服这个时代”。否则自身都没法克服的话,怎么给别人带来一些积极的东西呢?就像目前的很多公知,他们在“Me Too”运动中所指控的那些行为,他们还在进行一种公共的呼吁,这就是道貌岸然。

真正的公知首先是自我革命者,自己要能够挑战自己超越自己。我们每个人可能自身都携带着权力主义的一种病毒,都赋有整个历史和时代给我们造成的创伤。我们其实要超越这个东西,你连自身都没法超越的话,怎么变成公共的呢?

就像我们过去所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这个过程,如果我们没有这个修身,没有这个自我克服,自我超越的话,公共性是不可能的。现在最缺是这块的东西,我们的教育没有修身的内容,这块的东西被什么所取代了呢?就是经济学帝国主义所提供的一些对人的认识,对于功利的追求,就是精制的利己主义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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