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访谈:防火墙内外媒体的语境之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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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中国对海外媒体设置有名为“防火长城”的隔离墙,中国民众无法浏览很多海外新闻网站。但时至今日,防火墙内外两重天的格局已经引起一些专家学者的注意,墙内由中共控制的党媒正大水漫灌式的进行“正能量和主旋律”的宣传报道,对于社会出现的问题却鲜有报道,在中共加强管控的当下,党媒社会舆论监督功能更是被弱化到了历史最低点;而反观墙外媒体,对于中国和中共报道的捕风捉影和负面报道则充斥屏幕,墙内墙外媒体似乎都陷入了极端语境的报道困境,缺乏理性的报道是中华圈受众很难享受到真正优质的新闻报道。多维记者日前专访辽宁大学国际问题专家张建喆教授,请他就这一方面的话题进行分析,破解墙内墙外媒体的报道困局。文章分上下两篇发布,本文为上篇。

多维:近年来,中国内地舆情频发,从假疫苗到三聚氰胺奶粉,从镇江老兵维权到政府经济数字造假等,中共官方的舆论管控似乎已陷入了顾此失彼的状态,您作为新闻领域的高校学者,您对近年来中国官方管控的墙内媒体在报道上出现的一些问题如何看?

张建喆:不可否认,近十余年来,中国对媒体和舆论管控的力度在加强,手段更趋多样化,随着新媒体的出现,中国官方花费大量财力物力对舆论进行了有效的管控,从结果上看,确实也保持了国内的稳定大局。中国各大和各级官方媒体在新闻报道上更为自律,假新闻少了,不实谣言和传言少了,当突发事件发生时,民众的确可以迅速从官方获得权威声音,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

但问题在于,中国正处于法治社会建设的进程中,一些地方上的违法行为本身就出自于政府官员,封建式的官官相护、“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做法依然比比皆是,这种舆论掌控往往被不法官员和违规的政府部门所利用,发布不实信息愚弄民众,这反而伤害了中国公权力的信用,引发了普遍的公权力信用危机,从2003年内的发生的非典型性肺炎事件,到后来出现的三聚氰胺牛奶事件以及当下仍在发酵的问题疫苗事件来看,多年积累下来的公权力信用受损情况已经达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

同时,这种管控也让媒体的管理者担心自身“乌纱帽”难保,而做出更为严厉的自我审查,一些应该报道的新闻事件在这种自我审查中被“枪毙”,宣传官员与媒体高管形成高度的一致,俨然利益共同体,这种捆绑我认为是过度的,也是对中国社会不利的。

我曾经在接受党媒采访时说,现在有一些党委政府部门,一看到媒体报道有关其管辖领域存在的问题就冠以“和政府唱反调”“不符合主旋律”等帽子,宣传官员此时也急忙“救火”,而媒体提到的这些问题,反而不被聚焦不被解决,最后酝酿出更大的矛盾。

现在墙内上网看中国大陆媒体的新闻报道标题,对国内无非是“好山好水好政策、好人好事好发财”,而报道海外则多多“万国尽是纸牌屋,遍地皆是血泪灾”。党媒的推波助澜也是目前中国国内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热度不减的直接原因。

多维:那么对于墙外媒体,他们对中国的报道是否是客观公正,是否存在意识形态偏见,他们的报道对中国产生的究竟是正面还是负面影响?您又有何看法?

张建喆:墙外媒体,不受到中共政治限制,或者说政治限制与墙内媒体不可同日而语,在这种相对宽松自由的环境下,墙外媒体在新闻上本应可以有更多的关注和表达,但实际情况确实墙外媒体在报道中国的时候陷入了另一种极端。除去海外一些极端反共和反华的媒体,就一般媒体来看,很多对于中国的报道多陷入了负面恐慌,一提及中国和中共,仿佛“水深火热”遍及中国960平方公里国土。

一些报道更是捕风捉影,无限放大,炒作意图明显,这种新闻从新闻学角度来看亦不能称作是真正的新闻。中国的特殊政治环境确实限制了很多海外中文媒体在采访领域的资源与发挥,但这并不影响其自身对中国现实状况的客观观察。但海外中文媒体的语境却没有做到相对的客观公正,而是走向了天平的另一端。

因此,无论是中国大陆的党媒还是海外中文媒体,都没有能够尽可能地为大中华圈的全体华人报道一个真实客观的中国,激烈的意识形态较量和政治较量让中文媒体的报道充斥着火药味,最终疲敝的只是其受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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