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封为中国新左派尊崇者 胡鞍钢海外影响力不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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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鞍钢浮夸文风引发争议(图源:VCG)

频频鼓吹中国超越美国的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近期陷入舆论漩涡。批评者指其奇谈怪论“贻笑大方”,而且“远引无数他国戒心”,“堪称误国误民”。

北京时间8月6日,大陆自媒体虎嗅网刊文披露了胡鞍钢是怎样“炼成”的。

据披露,在1988年,中科院国情分析小组的1号国情报告《生存与发展》正式完成。自动化研究所博士生胡鞍钢以学术素人的身份初次崭露头角,幸运的是,这份报告最终“上达天听”得到高层肯定。

胡鞍钢本人从此也找到了学术方向——“做出真正意义上的决策知识的贡献”。

5年后,胡鞍钢迎来了另一个重要的学术节点,其与王绍光合著的《中国国家能力报告》再次引发决策层关注。

在报告中,他们提出了国家的四种能力,其中最首要的便是汲取财政的能力。这一论断,正切中当时中共中央财政无米下锅之痛,并为接下来的分税制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参考。于是在那个“西方经济学”正盛的时期,高层却在随后的改革中强化了国家主导作用。

这两份早期学术成果,映射了胡鞍钢一生的学术道路。

这位“多次受到党中央、国务院领导批示、多次应国家部委邀请参与国家长远规划制定和部门咨询”,被媒体评价为“解读中国政策走向标志”的清华教授,已经成为中国“新左派”学者中地位最尊崇者。

据《光明日报》对胡的采访,“新左派”的含义是指“推崇中国模式、国家主义,反对庸俗市场经济理论,认为市场应受政府规范调节”。

1996年,胡鞍钢著述《政府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主导作用》,并开宗明义地指出,“尽管我们人均仍居世界后列,但按综合国力合计我国仍是举足轻重的大国”。这个思想贯彻了胡鞍钢国力比较的始终,即只要一国的综合国力强大,人均落后并不重要。

同年,胡鞍钢又写下《分权是有底线的──前南斯拉夫分裂的教训与启示》,这也说明了胡鞍钢力主提高中央财政汲取能力(国家能力)的原因。

1997年,胡鞍钢著述《关于中美关系及其对策的若干建议》,其预测“到2015年,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实体和贸易大国。”其后,胡又写下《中国如何追赶美国》等文章,明确了大国复兴的目标就是超越美国。

2007年时,胡鞍钢第一次升级了理论模型,认为“现有理论难以解释中国奇迹”,不仅要“破除西方经济学的教条主义”,还应该明确“中国之路”的独特性和重要性。

但直到此时,胡鞍钢还一直在以“援引、借用”等方式,表明对西方那一套的厌弃。此后,胡鞍钢也逐渐亮明了态度,他认为“既然中国能够追赶美国,将来还会超过美国,就说明中国的制度优于美国”,并接连产出了《从政治制度看中国为什么总会成功》、《千万别等外国人总结中国模式创新》等文章或演讲,更认为“美国已经进入衰落期,自身老化、僵化、退化”。

2017年时,胡鞍钢经过长期计算,得出了惊人结论——早在2010年时,中国的综合国力就已经超过美国,达到了美国的1.04倍;到2020年时,中国的综合国力相当于美国的1.75倍;到2030年,中国的综合国力就相当于美国的2倍。

伴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以及胡鞍钢本人的声望积累,胡鞍钢的声音越来越多地进入了国际舞台。

胡鞍钢曾出版过图书《2020中国:一个新型的超级大国》,这本书由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出版社首发英文版。

胡鞍钢称:“布鲁金斯学会联合主席、前高盛高管约翰·桑顿(John L. Thornton)亲自写《序》推荐,并送给华盛顿关键机构和人员,时任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要求国务院相关人员要仔细研究。现在这本书被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当代中国主要研究机构作为重要参考书。我的一个学生告诉我,她所在的美国宾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要求所有学生都仔细研读我的这本书,以了解中国未来是什么走向。”

胡鞍钢的海外影响力不止于此。

2018年3月,欧洲学者Paolo Urio出版书籍《中国重新夺回世界权力地位:结束美国统治》,这位学者在书中大量引用了胡鞍钢的学术成果,最重要的便是胡此前发表的“综合国力超越美国论”。

耶鲁大学官网刊登的《中国特色的全球化》一文,也引用了胡鞍钢“中国在经济方面超过美国15%,科学技术超过美国31%,综合国力超过美国36%”的结论。

在一篇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学士论文《中国梦是什么?》中,作者完全以胡鞍钢的2020理论为剖析对象,并称胡为“当代最具影响力的学术思想家之一”。

在接受“人文清华”节目采访时,胡鞍钢曾透露,“他们(西方人)为什么尊重我,是因为我不迷信他们。我敢说中国是新兴超级大国,他们就尊重你。你说你是三孙子,他们会藐视你。因此我在美国,你看看他们学界政界……”

2010年,“中国模式”成为了显学。然而,有个别非主流学者在此时发表了“盛世危言”,其中一位就是胡鞍钢的同事,清华历史系教授秦晖。

2008年初,秦晖连续发表长文《“中国奇迹”的形成与未来》、《全球化中的“中国因素”与世界未来》。在文中,秦晖这样写道:“十五年来,中国借助体制降低‘制度变迁的交易成本’,避免了一些民主转轨国家疲于应付的各阶层频繁博弈的‘拖累’,实现了空前快速的原始积累。甚至于外国资本(为躲避他们的工会、福利制度等“民主社会主义”的压力,或者为规避民主制下的“交易成本”)“内逃”中国。由于中国因素的加入,这些年来世界主流的两种主要规则,即自由市场制度与福利国家制度都面临着空前的挑战。”

“2001年以后的全球化起了一个作用,就是把中国的国内矛盾稀释到全世界,这里讲的稀释不是消解,因为实际上它并没有消解,但是通过吸纳全世界的资本、向全世界输出商品的模式,提高了我们的就业率,的确有助于中国国内的稳定。但是这种效应实际上是把一百多年以来其他国家形成的劳资关系格局、各个利益集团形成的均衡给打破了,因此他们的问题就多起来,而且左派、右派都没有什么办法。”

“30年来中国改革的巨大成就,谓之‘奇迹’并不过分。然而,看不到成就后面的阴影是不祥的。”

到了2018年,秦晖早已经退休,而与他同龄的胡鞍钢,却在年初入选了清华首批18位“院士级”文科资深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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