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解读:北戴河会议与中共核心体制(下)


“北戴河会议”,这个在外界看来充满神秘的特殊“会议”。在这个夏日,又因为此前出现在中国国内外的各种矛盾、问题、争议和谣言,再度吸引了众多人的目光。然而,现在的北戴河正在发生着什么?中国现任和退休高层领导人们会有怎样的活动,相互之间是怎样的关系,展现着什么样的政治生态?

对此,多维记者采访到专访了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党导立宪制的提出者柯华庆。他对此表示,中国政治在走向规范和透明,没有所谓的和人们想象中的北戴河会议。而且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体制已经形成,而这种体制将有更远的影响。此访谈分上下两篇,此为此次访谈第二篇。

多维:谈到中国权力运作存在一种神秘性或者不透明性。你提到,如今中共的政治越来越透明。但是为什么人们还有这么多猜测?因为大家都认为中共是存在潜规则的,虽然公开的东西很多,但是真正起到作用的,很可能就是北戴河会这样的会议,不是明规则起作用,而是潜规则起作用。你如何看这种看法?

柯华庆:主要的问题可能是因为中国不是选举政治,是协商政治。我们不知道高层是如何去实践协商政治,但是从我们所了解的基层和身边的事情可以体会到协商。在平时基层工作中,做事情往往需要提前跟各方面协商,而这个过程并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规则。中国的很多事情决策是通过协商民主,虽然你会发现到最后投票的时候基本定了,但前期做了很多工作,只是我们很多人不知道,只看见了最后一步。所以也可以说这个过程是不透明的,是个神秘的东西。

多维:有点类似西方议会外的游说lobby的过程。

柯华庆:事前的协商是很有必要的,有利于后面的工作。西方式的选举政治在中国很难行的通,为什么?比如在中国从两个人中选一个人当领导,其中通过投票一个选上了,没选你的那一部分人很可能依然不服你,不接受你的领导,后面的工作很难开展,中国人的规则意识还比较弱。

多维:这其实就是在香港任教的学者王绍光讲的角色模式。

柯华庆:对,角色模式的问题。我认为制度需要看适用的人和环境,不同的人适合不同的制度,曾经提出“衣服合体论”。

多维:正如你所言,中国习惯把互相之间沟通协调的工作放到前期和台面之下,把会议中大家举手表决放到台面之上。但是在西方人看来这个过程就是暗箱操作。随着中国的逐步开放,中国老百姓在更多接触西方政治模式之后,也会越来越认为中国的这套还是属于黑箱政治,所以才会有北戴河模式这样一个猜想。所以在面临现在越来越多不同模式的互相沟通的情况下,你认为大家的认识的统一过程是怎样的?

柯华庆:我觉得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做工作。第一,将协商民主进一步的规则化、透明化。第二,有些可以通过直接投票解决的就通过投票解决。当然,我们没有必要一定按照西方的模式来做。透明化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需要公示,让大家都知道。中国这么大,可以说是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三代同堂”,各种层次的人都有,利益诉求多元,认知差别非常大,对同一个信息的解读也不同,很多人都很主观。所以中国国家领导人的选举不可能与西方不同的,如果中国采纳西方那样的选举,中国很可能会解体、分裂。

我最近在读一本关于中国古代党争的书《中国历代党争史》,以前读过王奇生的《党员、党权与党争》,深受启发。你会发现中国人有两个特点,第一是自我主义,圈子文化。另一个特点是主观主义太严重,现在网上各种争论,你会发现很多争论都不尊重基本的事实,主观性太强。自我主义和主观主义会导致政治上一盘散沙现象。“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就是形象的描述。孙中山和邓小平都曾经说过中国政治上一盘散沙,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党领导不行。在自我主义和主观主义盛行的情况下搞党争民主制,中国只会是四分五裂,历史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中国历史上一直是大一统的君主制,我相信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党导民主制,应该做的只是逐步实现立宪的和法治的党导民主制,也就是党导立宪制。中国没有必要一定要迎合西方。我们应该根据中国已有的现实情况,去设计合理的制度。

多维:如果谈及协商政治,其实也涉及到具体的权力运作过程。有说法称,中共的权力此前集中在常委、政治局,后来转移到了如今的小组和委员会。而如今的小组和委员会,设立之初就是一个协调机构,但在逐渐的实权化。你怎么看点这种权力转化的过程?

柯华庆:现在中国的体制走向了核心体制,有个绝对的最高领导人。跟以前七常委制不同,现在是6个常委和1个核心。原来工作很乱,一个工作好几个部门管,既有党的部门也有政府部门,现在实际上整合了起来,一个老大发出各种不同的指示,是金字塔状的权力结构,可以说是核心体制。核心体制是中国经历了几十年的摸索,正反两面比较之后做出的选择。中国一分权就会出乱子,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争斗,就是因为国家主席拥有实权,进行了分权的结果。赵紫阳和胡耀邦两位总书记的悲剧,胡温时代的“九龙治水”不也是因为分权吗?!

多维:这种核心体制将来会成为中国的常态化的一个目标体制?

柯华庆:我认为会是常态化的,十九届三中全会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就是这个思路。习近平之后仍然会存在,将会制度化。这次的修宪就是制度化的一个表现,很多人并未看到这一点。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核心,党中央是中国共产党的核心,总书记是党中央的核心,就这么一个体制。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要求这种核心体制走向制度化和法治化。

多维:那么如果真的有北戴河会议的话,它在其中会扮演怎样的角色。人们担心最高领导人为所欲为,北戴河会议能否成为制约最高权力的一个特殊制约机制?或者说是否需要有这样一个机制?

柯华庆:很多人都有制衡的想法,学习过西方政治的人都认为需要有制衡。从中国历史和中国人的特性看,我们更担心的不是最高领导人的问题,而是分裂和混乱的问题。

原来是皇帝是直接继位的,所以很多皇帝并不是能力很强,于是逐渐被母后外戚、宦官,或者是官僚宰相独权,但现在的这种可能性很小,因为在中共的体制下,最高领导人一般都是最底层一步步的上来的,能力绝对是超常的。至于道德方面,加入共产党就有德性要求,而且党内持续教育,道德败坏的国家最高级别领导人极为罕见。

中国政治现在正走向规范化、程序化和透明。制度建设中,党有党遵循的规则,国有国遵循的规则,是一种党规与国法并行的二元法治结构,需要时间逐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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