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政令走出中南海”后要避免落地用力过猛

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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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2012年中共十八大迄今中国政治的演变,一个非常清晰的变化是,高层政治从原来“九龙治水”的困局,转变为出现了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原来“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尴尬,随着中央权威提升被彻底扭转。但随着中央权威日隆,威权特质的另一大内在弊病也暴露了出来,即政策执行用力过猛、层层加码和宁左勿右的问题日益显现出来,成为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第五个现代化”所必须克服的短板。

最近就有四个颇具代表性的案例。一是有着20年办学历史的北京最大规模打工子弟学校黄庄学校,在政府强化规范管理民办打工子弟学校的背景下被强制关停,造成一千多名打工者的子女在京失学,只能仓促转校或离开北京回户籍地寻找就读学校,面临与父母分离变成“留守儿童”的成长困境,几乎小规模、局部地重演了去年北京在寒冬之夜,为提升城市形象与安全居住环境,而突然用行政暴力手段,强行驱逐外地“低端人口”造成的慌乱场景。

北京最大规模打工子弟学校黄庄学校被关停,折射出政府在教育平等问题上的责任缺失(图源:黄庄学校供图)

二是7月31日的中共政治局会议,除了继续强调“坚定做好去杠杆工作”外,已把重点落在“把握好力度和节奏,协调好各项政策出台时机”、“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和服务实体经济更好结合起来”上,这意味着此前过激的去杠杆动作已被纠偏。2017年以来,中国金融监管部门将应对杠杆率过高造成的金融风险视为执政党的攻坚战,以罕见的强力度实行去杠杆。这本是有助于化解金融风险,防止经济泡沫破裂,属于未雨绸缪、主动化解危机的勇敢之举,不料在执行过程中因没有充分考虑到经济承受能力以及外部环境的变化而陷入僵化,致使市场流动性和经济增长均面临困境,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近期P2P爆雷的密集爆发,使得原本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的去杠杆动作,衍生出新的金融与经济风险。

三是江西省一些地方粗暴推行殡葬改革。今年七八月间,为了落实中央政府的殡葬改革要求,“破千年旧俗,树一代新风”,江西省一些地方实施“零点行动”,要求从9月1日零时起,所有新增遗体一律实行火化,结果造成大量棺材被强行抬走和集中捣毁,甚至已经入棺的遗体被强行抬出送往火化。更悲剧的是,一些老人因为这场殡葬改革而自杀,他们希望在实行火葬前入土为安。事件被曝光后引发民怨,江西省民政厅才出面纠偏,批评这种简单过激的做法,声称“反对一刀切、运动式倾向”,但遗憾的是,在政府与民众之间,已经形成了感情上的裂痕。

因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早年在此待过,梁家河的政治意义近来被一些人过度拔高,成为一起高级黑事件(图源:VCG)

四是在宣传领域维护中央权威沦为高级黑的个人崇拜风潮。本来自中共十八大以来,为了从根本上扭转中央权威弱化、虚化的危机,执政党高层在各个领域全面强化中央权威,尤其是在宣传领域强调中央权威“定于一尊”。但一些地方政府竟将此扭曲为对领导人的个人崇拜,并在今年7月1日借助“梁家河大学问”掀起一股风潮,过度吹捧领导人早年待过的地方,竞相阿谀奉承,引起舆论一片愕然和质疑。直到高层发现问题并及时纠偏后,这波高级黑风潮才被喊停。

上述四个案例都有良好的政策初衷,只可惜执行过程中用力过猛,才造成各种问题。若延展来看,类似案例远不止这些。从2017年底北京大火事故后,一些执法人员将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清理和大整治专项行动扭曲为粗暴清理所谓的“低端人口”,造成不少人被迫露宿寒冬街头,到后来北京一些部门将恢复“美丽天际线”行动变为一刀切地大规模拆除各类广告标识,再到去年冬天华北“煤改气”、“煤改电”工程沦为粗暴禁止一切方式的燃煤,导致不少民众冬日取暖受到严重影响,均是政策执行过程中用力过猛而适得其反的例证。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情况?不可否认,一些地方官员缺乏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意识,蛮横骄纵,手段粗暴落后,的确是不容忽视的现实因素。对于这一点,执政党必须予以重视和解决,因为地方官吏是公权力在地方的象徵,他们是普通民众最常接触到的官吏。在民众眼里,他们就是执政党和政府的象徵,他们的一言一行,都关乎公权力的形象,影响着执政党与政府和普通民众的政治感情。倘若纵容他们粗暴执法,只会严重损害执政党的政治根基。

即便如此,地方官吏的素质问题也只是原因之一,绝不能将责任都推给他们。要注意到,一些地方官吏之所以敢如此逆民意压力而一刀切式粗暴执法,除了自身素质问题之外,更是因为压力型威权体制层层传导的结果。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断推进民主化和法治化,但依然具有强烈的威权色彩,奉行对上不对下的执政逻辑,上级部门或官员居于绝对主导地位,下级部门或官员承担相对被动而繁杂的执行任务,民众则处于政策链条的最终端。在这种体制下,面对上级部门或官员的考核压力,下级部门为了规避风险,往往选择将上级部门的政策层层加码,到了最终执行时有可能早已严重偏离政策初衷。

尽管已经进行了较多积极改革,中国体制依然具有威权色彩,存在一些内在弊病。图为作为中国权力象征的天安门(图源:VCG)

应该说,这是所有威权体制都会出现的内在弊病,是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严重脱节。从理论逻辑的视角出发,只要政策初衷是基于良善用心,那么自然应该尽全力推动。但是从实践逻辑来看就未必如此,因为威权体制的内在弊病,任何良善政策都有可能在庞大的官僚机器层层加码过程中被扭曲和异化,甚至不乏一些人为了表功而急功近利、粗暴执法,造成用力过猛、宁左勿右的乱象,将一桩好事办成坏事。更极端的情况是,假若政策设计本身就很不合理,那么再经过官僚体系的层层施压,所造成的负面后果不堪设想。

这样的教训和案例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比比皆是,多少改革或政策原本都是出于执政者的好意,却因为执行过程中的用力过猛而功亏一篑,甚至导致民怨沸腾而走到政策初衷的反面。今天中国的官僚体系,专制的残留还未完全褪去,现代化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还未养成,这样吊诡的结局因而时有发生。2012年之前,由于中央权威尚未有效建立,这一内在弊病一度被掩盖,但随着中共新生代领导层重塑中央权威,根除“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巨大隐患后,昔日被遮蔽的弊病再度显现出来,既给依法治国和“第五个现代化”造成困扰,又在消解执政党构建新时代的努力。要知道,新时代来之不易,过去6年执政党耗费大量努力才重塑权威和收获人心,倘若现在因为体制内在弊端而造成政策执行用力过猛、人心不安,实在是得不偿失。

正因这样,在一个中央权威已经全面建立的新时代,无论是出于解决问题的现实考虑,还是想让新时代实至名归,任何政策创制都必须汲取最近一些案例的教训,慎之又慎,既要有理论逻辑的良善初心,又要考虑到实践逻辑,注重自制理性,避免用力过猛、过犹不及和宁左勿右。而从长远来看,执政党必须继续推进依法治国和“第五个现代化”,提升地方官吏的素养,营造风清气正的吏治环境,并在此基础上完善监督体制,扭转只唯上的权力逻辑,彻底化解体制内在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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