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佳士工潮中的“境外势力” 中国工会改革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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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佳士科技厂工人要求组建工会的工潮仍然持续,事件罕见获得(中国)国内多地大学生的声援。但事件连日来遭到媒体曝光,大陆官方及当地警方亦进行管制,多名工人及声援者仍遭拘留,内地官媒新华社更暗指事件涉境外势力介入。

而这次佳士工潮所带来的回响之大相信官方亦始料不及,《香港01》日前先后访问了长期从事劳工研究的港大社会系教授潘毅及总部设于香港、关注国内工人权益的劳工组织“中国劳工通讯”负责人蔡崇国,就佳士工潮于内地工运的意义发表看法,两人均普遍认同这次工潮主要由工人及学生的声援团所组成,所谓“境外势力”介入根本是子虚乌有。但是目前各方信息复杂,难以确定此次工潮中是否有境外势力介入。

起因于劳资纠纷 工潮获大学生声援

据资料显示,佳士科技主要是一家生产逆变焊机、内燃发电焊机和焊割成套装备的公司,亦是一家拥逾万名员工的深交所上市公司,在深圳、成都、重庆等地都有厂房,公司董事长为深圳市人大代表潘磊。

在深圳佳士工人维权事件中,中国政府称有“境外势力”介入(图源:Reuters)

而这次涉事的深圳厂房工人因不满资方超时加班、严苛罚款、欠缴公积金等违法行为,今年5月在获得当地具官方背景的坪山区总工会批准下,自行组织工会向资方争取应有的待遇。不过,资方得悉消息后却抢先成立工会,工人自行推选的代表未能进入该会。

坪山区总工会及资方7月中旬更转为指控工人筹建工会的行为属违法,30名为此持续发起维权集会抗议,要求组建工会的工人及家属,7月27日更被警方以“寻衅滋事”罪名刑拘,目前仍有十多人被拘。而工人的行动后亦获得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国内多所大学的师生关注,并在网上发起联署声援,国内不少学生甚至前往深圳声援工人。

然而,声援团的核心成员、26岁的中山大学统计系硕士毕业生沉梦雨8月11晚却遭不明人士带走,目前仍然失踪。沉梦雨失踪的消息更激发更多来自国内各地的大学生来到深圳声援,当中声援团代表、北京大学2018届毕业生岳昕亦于8月19日向中央领导人发公开信强调,佳士工人组建工会的诉求是“依法行使自身的权利”。但警方后来于8月24日“突袭”声援团的其中一个住处,逾50名工友及声援团成员,包括岳昕均被带走扣查。

当局为阻止各地大学生前往深圳声援,有消息指国内各高校已根据上级指示,要求准备前往或身在广东的学生说明他们前往广东的原因和时间,同时又向家长声称身在深圳声援工人的学生是受到“传销活动”影响,要求他们到深圳把学生接走。而在现场声援团的成员中,大部分均为20至30岁的青年,并获得国内左派网站如“乌有之乡”等支持,另有左派网站如“时代先锋”和“红色参考”编辑部,因涉嫌鼓动大学生前往深圳声援工运,遭大陆警方调查与关停。

内地网上大部份有关这次工运的消息均遭封锁,官媒新华社直至警方清场同日(8月24日)才就事件发表报道,指出工潮遭到内地民间劳工组织“打工者中心”推波助澜,报道更指“打工者中心”长期接受一家位于香港的非政府组织“劳动力”资助,暗批工潮遭“境外势力”介入。

工人诉求转变 从劳资纠纷到自筹工会

纵观此次维权事件中各方,与内地此前工人维权事件相比,性质、手段、方式均出现不同变化。

首先是维权工人一方,工潮的导火索仍然是劳资纠纷,但是相比以往内地工运工人主要以追讨欠薪、工伤赔偿等经济诉求为主,这次佳士工人却是相对少见的以争取建立合法工会作为诉求,他们认为通过工会方式处理劳资矛盾可有效向资方争取劳方的权益。

对于佳士工潮的持续发酵,香港大学社会学教授潘毅认为这开启了国内工人阶级自觉组建工会的运动。她指出,随着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劳资矛盾却亦愈趋明显。特别是在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将进一步影响国内工人,特别是製造业工人的收入、待遇及福利等。而工人过去的诉求主要集中在追讨欠薪、提高工资和福利待遇、工伤赔偿、搬厂安置和赔偿等这些直接关乎工人切身的经济利益,但这次佳士工潮中,工人却是明显的自觉意识到自己因没有合法的工人组织,才导致自己在维权上出现困难。此外,这次维权的佳士工人并不怕被资方或公安恐吓,维权意识较以往的工潮高,始终坚持自己合法组建工会的权利,因此这次佳士工潮并非个别激进工人的非理性行为。

而“中国劳工通讯”负责人蔡崇国则认为,这次工潮跟社交媒体结合得十分密切,工人善用社交媒体把工潮消息向外界传开,才导致国内不少学生得悉事件后亲身来到深圳组成庞大的声援团,让这次工潮主要由工人及声援团这两部份人士共同发挥作用,过去协助工运的国内劳工NGO反而未有在这次工潮中有明显角色,这或与官方近年打压有关。

学生与左派声援 内地政府的担忧

与以往内地出现工潮声援者多在网上不同,这次出现了部分学生和民间左派前往现场,甚至以高举毛泽东头像、唱红歌等方式声援工人。

潘毅指,内地民间左派则因为大部份人均为90年代后期的下岗工人,他们作为改革开放下的其中一个利益受损者,与工人有共同的生活经验,故加入声援工人的行列。蔡崇国则表示,在每一场工运中都总有拥政治理念的人士参与声援,强调政治力量介入工人运动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即使在西方社会亦如此。

对此有北京政治观察人士认为,中共的出现,即使得益于在上世纪初中国的学潮和工运,并依托于工人和学生的力量建立了政权。在执政之后,作为执政党,经过改革开放、六四等一系列变革,已经成为执政党的中共,十分担忧学潮和工运,更担心二者合流,将社会问题转变为政治问题。因此在此次工运中,一经出现内地左派和学生声援的情况,就被认为“性质发生了变化”,内地政府的态度变得激烈。

佳士事件中的工人,获得中国国内很多“毛泽东左派”的支持(图源:Reuters)

在该人士看来,今天中国尚未出现有政治诉求的工运或学潮的突然,如佳士工人维权事件,仍然是基于劳资纠纷的社会事件,是中国走向公民社会的必经之路,无需过度政治化解读。

官方工会不为 倒逼工人维权

事实上在佳士工潮前,内地近年工运发展仍然处于高发期及上升期,据“中国劳工通讯”早前发表的《中国工人观察报告(2015-2017)》显示,国内曾有6694宗工人集体行动个桉于报告期内发生,随着企业迁移和新兴行业的兴起,个桉地域从沿海城市移向内陆省份、从传统行业向新兴行业扩散的趋势,当中广东省更以896宗个案居于全国首位。

而据国家统计局去年发布的《2016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当年全国的农民工数量约有逾2.81亿,但当中有和雇主签订劳动合同的比率就仅约有35%。雇主拒依法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之举,亦埋下了农民工日后进行维权时总是不获官方公会受理的伏线,继而让近年国内工运屡发。

其实中央亦意识到工运近年高发的现象,早在2015年便宣布对官方的中华全国总工会(下称全总)改革,当时中共中央更指出包括全总在内的群团组织改革“事关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不过潘毅与蔡崇国均坦言全总改革至今的效果仍然不彰,蔡崇国更指这次全总改革只是要以“维稳压倒一切”。

潘毅忆述过去到国内工业区进行调查的经历指,自己经常与遇到问题的工人去找全总辖下的地方官方公会时,对方基本上已下班,其下班时间甚至比工人一般晚上7点的下班时间还要早一两个小时,周六、日更是例休,质疑官方工会如何为工人服务。即使特意选择在其办工时间造访,对方亦只会受理有劳动合同的个案,原本应该为工人争取权益的官方工会偏偏出现官僚化的现象。

除官方工会外,即使有部份企业依法组建工会却仍有不同问题出现。据蔡崇国表示,这些企业层面上的工会不少只是为了应付官方的呼吁而组建,其工会主席每每是由资方所指派,未有依法经过职工代表大会选举所选出,让这些企业层面上的工会根本没有真正拥工人身份的代表在其中,继而导致工人的权益无法被守护。而没有真正的工会斡旋,透过谈判协调劳资双方的利益下,双方的矛盾会更容易被激发,让工人更倾向采取更进取的行动,如街头抗议、罢工等。

一味“封”“堵” 只会让政府受害

相比工人主动,学生声援,工会无为,事件各方中,最饱受批评的就是内地政府态度。在工人上访之初,政府表现不作为。工潮出现后却采取粗暴的“抓人”、“封口”解决,在尚无明确证据时将“幕后黑手”推向“境外势力”,全然忘记可能成为工人和政府协调管道的NGO已经在他们的打压下“销声匿迹”。

事件发生后,包括工运核心人士沉梦雨在内的多名工人被政府“抓捕”,此外内地媒体一律噤声,社交媒体如微博等也禁止讨论,同时,同时,可能深度参与该事件的内地左派网站《红色参考》和声援工运的“时代先锋”网站,据报道已有多名编辑人员被警察软禁。事后仅有新华社和《环球时报》分别刊登一篇“语焉不详”的报道,将“幕后黑手”推向“境外势力”,引发工人、学生不满。

中国正在从传统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变,如果内地政府不能展现出更为现代的治理技巧,继续用这种“封”、“堵”的粗暴方式解决问题,只会让政府受害,佳士工潮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本文转自香港01,略有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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