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佳士工潮反思 中国正在快速迈进公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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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中国)内地工人维权事件不断。最新的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大陆的工人维权时间相较去年同期,呈现大幅度上涨。在今年4月,内地塔吊操作工、货车司机和外卖快递员们,在全国多处以此起彼伏的方式进行抗议,他们诉求是增加工资、确保八小时工作制和争取职业尊严。

8月初,在深圳,也发生了关注度更高的佳士工人维权事件。在中国社会开始由传统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变的过程中,社会矛盾集中爆发,可以预料此类维权事件数量必将不断增长,对此,内地政府应从如佳士工人维权事件中得到怎样的反思?

反思之一:内地即将进入公民社会

内地政府首先需要反思的是,佳士工潮并非是首例,也不会是最后一例,这是中国走向公民社会的必经之路。

中国警察拦截因为民间融资投资失败的上访者,在中国,各类维权事件频频发生(图源:AFP)

2017年中国全年人均GDP为8836美元,接近世界银行制定的高收入国家标准。收入的增长带来公民意识的觉醒,可预见的是,中国正在向公民社会无限靠近,中国社会的关注焦点,也正在从政治问题向社会问题转变。

公民社会的标准之一,就是公民意识到自己的权力和义务,并能够在政府干涉到这种权力时进行抗议。从2010年开始,内地关于环境污染,劳资纠纷的维权事件就呈现迅速上涨的趋势。759——这是2018年前五个月,中国大陆发生的工人集体行动(包括有据可查的群体性抗议、罢工等)的事件总数,这个数据比去年同期增长了95% 。

对于公民社会的认识,中国政府一直举棋不定。中共十八大之前,当时尚掌握在周永康手中的内地政法系统,对于公民社会的态度基本是“狠批”。例如2011年5月,周永康的心腹,当时担任中共政法委秘书长的周本顺曾批评“公民社会”,称“培育、发展社会组织,一定要制定好行为规范,事先设好“安全阀”,防止一些别有用心的社会组织繁殖起来”。后面的故事当然大家也知道了,十八大后周本顺从政法委空降河北担任省委书记,并最终因为“周永康余毒”锒铛入狱。

并不是所有中共大员都对公民社会视之为洪水勐兽,相比政法系统的保守,广东政府更为开放。2011年9月至12月,广东汕尾市发生村民维权抗争的“乌坎事件”。广东省委派工作组进入乌坎,经谈判妥协,政府和村民和解。这一事件中,政府最重要的让步,是承认一度被定性为非法组织的乌坎临时理事会是合法村组织。这是中国内地首个由官方承认的维权民选村组织。2011年11月,广东宣布将放宽社团登记,当时主政广东的汪洋说,凡社会组织“接得住、管得好”的事都交给他们。

内地官员应该认识到,公民社会与“大政府”的关系并非对立,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公民社会的到来是必然的,如果一直否认这一点,对公民维权事件不重视,继续用陈旧,落后的方式治理全新的公民社会形态,他们所要面对的恐将是更大规模的维权事件。

反思之二:NGO不可“赶尽杀绝”

通过佳士工人维权事件中,还值得内地政府反思的是,在官方公会长期缺位的情况下,国内的劳工NGO过去亦成为了工人追讨权益的求助对象,并曾经协助不少国内的劳资纠纷透过集体谈判解决。此外,国内劳工NGO亦会为工人提供普法知识,让他们了解到自己在法律上所拥有的权益不过,国内NGO自2014年底起就遭到官方大力打压。

中国2017年1月1日开始正式生效的《境外非政府组织(NGO)境内活动管理法》规定,境外非政府组织,包括慈善及环保团体,在中国要向警方登记才可工作,警方有权调查这些机构,也可将颠复国家政权、分裂国家等的非政府组织,列入不受欢迎的名单,不得在中国境内再设立代表机构。之前,在中国长期活动的境外非政府组织有1000个左右,再加上展开短期合作专桉的组织数量,总数可能已达7000个左右。但是在2017年之后,只有不足200个境外NGO的驻华办公室注册在桉。有NGO雇员称"我们被踢来踢去,就像烫手的山芋,没人愿意接这个活。"

“中国劳工通讯”负责人蔡崇国认为,目前国内NGO正遭遇最低潮、最困难的时候,直指官方透过“妖魔化”外来资金、势力而打压NGO的做法是愚蠢的。他认为,官方对NGO的打压只会让劳资双方缺少了谈判缓冲的空间,令问题更难解决,对当局一点好处都没有。他强调NGO是一个国际趋势,亦是一个与资本及政治权力抗衡的一个社会力量,这个趋势中国是无法阻止的。特别是中国近年透过加强威权力量去解决问题,完全把NGO排挤,社会冲突愈来愈多、管治成本愈来愈高,打压NGO最大的受害者最终只会是政府自己。

反思之三:一味归咎境外势力的“鸵鸟心态”

佳士工潮中,真正让外界感到不满的,是在官媒对此事的报道中,再次将问题归咎于“境外势力”。

在8月24日警察“清场”当天,官媒新华社和《南方都市报》在警察清场当天深夜发表文章,形容工人为“维权”多次“非法”冲击佳士公司。新华社引述参与事件的余某聪称,他们的诉求并不是标语上的“成立工会”、“增加福利”,“我们最终的诉求还是想得到一定的经济补偿”。《南方都市报》还报道,此次事件中,微信群“打工者中心群”是主要酝酿和传播渠道之一,“打工者中心”是一个未在国内获批的非政府组织,全部开支来自境外非政府组织“劳动力”资助。

中国政府对于NGO的打压,让中国工人失去与政府对话的一个渠道(图源:Reuters)

将维权事件的动因归咎于“境外势力”并非此次事件独有,而是内地政府的“惯常”做法。例如前文所说的,在广东省汕尾市陆丰市发生的乌坎事件曾被当地政府定性为“境外势力干扰”,后来广东省委派出工作组介入此事,事件定性被修正为村内利益纠纷。

英国《金融时报》指出,把国内种种弊病归咎于“西方敌对势力”,这种逻辑不通的宣传很有效,但也很危险。并且还指出,有意且不断丑化“西方敌对势力”的行为,很可能会煽动起排外情绪,或者是让民众不再相信政府所言,在未来将限制政府的回旋余地。

坦率的说,在内地维权事件中,是否有境外势力?很难一概而论,一定是存在有西方人士参与其中的情况。但是更多的情况是因为民众利益受损与政府傲慢不作为,导致事态严重走向冲突。如果将问题一概归咎于“境外势力”,用境外势力做挡箭牌,不仅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更是将政府自身的问题“隐藏”,无异于“鸵鸟”,自以为将头埋进土里,危险就不会到来。正视自身问题,正视“敌对势力”,这当时内地政府需要反思之三。

反思之四:网络“禁言” 于事无补

与海外对于佳士工潮炒的沸沸扬扬不同,这起事件在大陆内地几乎得不到任何关注。

在新浪微博上,大量关于佳士工人的讨论遭到删除,搜索“佳士”,“坪山”等关键词无法找到任何相关内容。有网友为此创建的“广东挺住”的话题也被关闭。在微信上,只要提及相关词语就可能被封群、群号,此外,有消息称,一些学校对在校生进行情况调查,以防止他们前去深圳加入声援行列。而在媒体上,除了新华社,《环球时报》和《南方都市报》对于该事件进行了语焉不详的、官方式的描述外,其他内地媒体均遭到噤声。

目前尚无法证实这种大规模“封嘴”之举是中共高层意见,还是仅仅是中宣部的擅自专行。此前曾有传闻称,在8月北戴河会议结束之后,中国宣传系统召开了一个高规格会议,会上有高级别官员对于宣传体系进行了全面的批评。其中包括自我审查,随意删帖,都成为“该主讲人”批评的重点,例如网信办被批评“以利益为中心,而不是以民众为中心的删帖做法”。该主讲人称,“习近平主张包容网上不同意见,而不是一味删除”。

多年来,中国宣传系统就被认为身负“三宗罪”,其一是宣传系统管理手法粗暴,平日不出事则罢,一旦有重大问题,就往往以“删”、“封”了事,陈旧闭塞尽显人前;其二为宣传手段单一,不能与时俱进;第三宗罪为宣传管理部门不懂时事,不解民意,频出“诛心之论”。 新闻传播和媒体管理是有其自身规律的。

这次佳士工潮事件中,官方再次勒令大规模“删除”的事件,也证明了中共宣传系统仍然没有认识到自身问题,对为何高层和民间对他们不满仍然没有反思,也没有认识到,随着前文所说公民社会的到来,此类事件越来越多,他们又如何完全封锁的住?

佳士工潮走到今天,带给内地政府的反思,绝不仅仅只有以上四点。如何让政府的治理更加现代化,如何更加有人文关怀的去理解这些工友的难处,这些都可能将成为未来内地官员要学习的课题。

(本文转自香港01,略有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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