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金融内外承压 第三次私营经济改革习李破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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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时逾40年。这四十年中,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新的发展瓶颈和改革深水区也正在形成。教育、医疗、住房、税制等问题,覆盖全面几乎成为每一个中国人的难题,中共备受诟病。面对庞大的社会和无比复杂的民情,中共总是进退两难。

现任中共领导者习近平,2013年就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确定了“全面深化改革”为他执政任期内的重要目标。确立了对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国防和军队6个方面继续改革的要求。5年已过,这场属于习近平的“全面深化改革”战役推进到了哪一步?中国人感受到获得感了吗?

北京时间9月6日,中国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中国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次布置降税减费。此前8月31日,李克强国常会推出主要惠及中小私营企业的总计450亿元(1元人民币约合0.1462美元)的减税方案,李并要求中国国有银行向私营小微企业增加贷款。迹象表明,在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应对内外巨大不确定性,私营经济改革重回中共高层决策视野,延宕多年的第三次中国私营经济改革有望实现习李破局。

此前7月31日,中共政治局年中会对前期“去杠杆”中国经济主调进行重大调整。8月3日中国副总理刘鹤主持中国国务院金融稳定委员会(简称金稳委)会议疏通货币信贷传导机制,解决中小私营企业融资难贷款难问题。而整个8月,中国舆论场争论不休的话题,是下一步“稳增长”,到底是扩大基建还是为民营企业减税。

中国改革开放呼唤习李破局(图源:Reuters)

经济金融不确定性增加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后,在中国前总理温家宝主导下,中国政府实施了“4万亿”政府刺激计划,其后中国政府又先后于2011年至2012年、2015年至2016年实施了两轮刺激。短暂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多轮刺激不仅造成严重的产能过剩,还在中国实体经济领域积累了巨额债务,包括近90万亿元国企负债和总计在65万亿至74万亿之间的政府债务。而债务问题又连带着金融风险。

进入2018年年中,伴随着信用债违约潮不约而至、地方政府PPP项目的批量下马、社会融资数据断崖式下降、P2P网贷平台集中“爆雷”、“光伏新政”阻断此前如火如荼的光伏“大跃进”,以及一度声势浩大的三四线城市棚户区改造被紧急叫停,中国经济金融未来局势呈现出巨大不确定性。

而特朗普政府发起总价值500亿美元甚或2,000亿美元的对华贸易战,或将给未来中国经济带来风险溢出效应,尤其不容小觑。

第一,为中国出口企业提供中间产品与辅助服务的企业,其收益会受到影响;而利用进口的中间产品生产最终产品的中国企业,其成本会受到影响。第二,在华投资、对美出口的很多外企的利益会受到影响,它们可能转移到其他国家或撤回本国,从而影响中国吸收外资,进而影响外资带来的就业、技术溢出效应。第三,激烈的贸易战会削弱中外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信心,使他们抛售股票、债券、人民币,从而引起股市、债市、外汇市场的动荡与危机。

“国企改革拖了后腿”

正当中国面临内外经济金融压力之际,被视为“中国经济长子”的中国国有企业却仍旧身陷产能过剩和债务风险高居不下的困境之中。

此前在2018陆家嘴论坛峰会上,中财办前副主任杨伟民发出批评称,“国有企业改革进展缓慢一定程度上拖了后腿”,“前两年处置的只是冰山一角,我国货币池子里面水很多,僵尸企业占了大量的信贷资源,如果不清理死窟窿就没有水支撑新的经济活动”,“混合所有制改革已经上升到基本经济制度重要实现形式高度,对改革方向十分明确的改革没有必要搞试点,也没有必要审批以后再改革,不要把改革搞成审批制”。

权威中国经济研究机构数据表明,长期以来,由于市场化改革尚未到位,机制体制仍不健全,中国国企一直低效运转。仅以2001年至2009年样本数据为例,中国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平均的净资产收益率为8.16%,非国有工业企业平均的净资产收益率为12.9%。2009年,非国有工业企业净资产收益率为15.59%,国有企业净资产收益率为8.18%。

第三次私营经济改革

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先后经历两场生产力大解放,前有农村“包产到户”改革,后有城市私营经济改革。可以说,私营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历史,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缩影。且每一次“民进国退”性的私营经济改革,因其从根本上改变了经济绩效激励,都换来中国经济的高歌猛进。

中国政府从1980年开始允许私人创业。1981年,私营企业雇工不超过8人也得到了官方政策的允许。对一些政治家理论家声称“资本主义已经在中国到处发生”,要求加以制止和打击,邓小平的回答是:“不争论”,“放两年再看”。这样,1980年代,私营企业就在“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的庇护下发展起来。

新加坡已故前领导人李光耀称邓小平,“虽仅有五尺之躯,却是人中之杰”(图源:VCG)

1990年代邓小平南巡解决了“姓资姓社”争论,到1990年代晚期,时任中国总理朱镕基推出大刀阔斧“抓大放小”的国企改制,将大量经营业绩不好、非关支柱的地方中小型国有企业以“关停并转”为名,向民间出售。2002年一份《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报告》显示,在过去的几年里,有25.7%的被调查的私营企业是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在这些企业中,以中国东部地区的所占的比重最大,为45.6%,也就是说,将近一半左右的东部私人企业是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成的。

尽管胡温时期中共高层先后出台两个“非公有经济36条”,但囿于行政性垄断,早已被纳入“社会主义经济组成部分”的中国私营企业,仍频繁普遍遭遇“弹簧门”“玻璃门”歧视。且因为温家宝“4万亿”刺激计划的实施,大量政府补贴和银行贷款流入国有企业,中国私营企业融资难贷款难局面进一步恶化。

截至2017年年底,中国私营企业贡献了中国60%以上的GDP、50%以上的税收、70%以上的就业。在国企改革短期难以到位的情况下,应对中国经济面临的内外压力,实现经济调结构、增长动力换挡至“效率驱动”“创新驱动”目标,中共决策层有必要发起自1980年代和1990年代以来力度空前的第三轮私营经济改革。而这一“真刀真枪”改革,其内容可能囊括减税、扩大市场准入、保护私有产权、减少政府微观干预等。

民企减税空间几何

2017年1月,“玻璃大王”曹德旺“死亡税率”讲话在中国舆论场引发大激辩。进入2018年,特朗普政府空前减税举措更是在中国掀起涟漪,此后民营企业“降税减费”话题频现中国舆论场。而2018年7月23日中国总理李克强国务院常务会议以及7月31日中共政治局年中会部署经济政策转向,未来定向宽松指向如何,是选择扩大基建还是选择给私企减税,瞬间成为舆论场争论焦点。

从中共执政短期局势来说,中国政府减税的空间极为有限。首先是所谓“吃饭财政”问题,香港《凤凰周刊》2013年一期文章引述中国财政部数据称,中国财政供养人口规模达到5,700万人,且这一数字还在以每年100万人的速度递增。其次,更为根本的是,和财政供养人口高度相关的是政府职能,“大政府”体制下,中国各级政府管的事情过多过细,而政府财政支出又极度缺乏实质性监督。再次,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债务居高不下、养老金空账问题恶化等,中国政府面临的资金“窟窿”还有很多。

空间有限是否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未来根本无法减税呢?答案是否定的。中国减税需要中共推进改革。

2018年中国两会上,中共宣布了新一轮规模庞大的党政机构改革,其中地方事业单位改革目前正在进行之中,改革宗旨之一即“减员增效”。在中国财政部公布的财政供养5,700万人中,事业单位人员就超过3,000万人。如果这一硬碰硬机构改革推行下去,再配合中国各级政府财政支出监督制约制度、政府职能转变等相关改革,中国政府其实拥有巨大的减税空间。

但难就难在,呼吁多年的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和支出监督制约制度以及政府职能转变,一直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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