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粮没组织 中国深圳佳士工潮只能黯然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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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7月中,中国广东发生了一起工人维权事件。位于深圳的佳士科技公司(简称佳士),其工人因劳资纠纷谈判不拢,采取了“维权”行动,导致这起事件愈演愈烈,直到9月10日,据香港媒体明报指出,又有10多名佳士工人代表和支持者被带走。

实际上,深圳佳士科技工人维权一事,本可不必闹得如此之大。既可以让工人们循着体制内程序解决,又可趁隙弭平其他反资方的声浪。与此同时,透过深圳佳士工潮也可观察,中国政府对于社会空间的收缩,不仅提高了治理成本,也导致这场不可预期的维权运动。

一步错 步步错

回到事件起点,由于佳士工人持续加班赶订单的情况下,近一个月一天未休,而在本该休息日的时候,公司却强制员工参与徒步活动,为佳士科技做出“公益广告”。

于是,佳士工人向上层主管反应,却遭受刁难,被减工时,进而开除该名工人。其他佳士工人于5月10日到深圳坪山区总工会,投诉公司问题,而坪山区总工会听取工人反映后,主动向工人提出组建工会的建议

实际上,坪山区总工会在听取工人投诉佳士科技时,应“建议”、“说服”工人们继续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协助工人们搜集更有利的诉讼材料。而非建议佳士工人筹组工会,寻求“集体式”的劳资谈判。

因为,此次发动维权的工人,在一个月内只收集了89名员工签署,即占佳士科技全部员工1012人当中的9.9%。换句话说,坪山区总工会一开始就应建议这群“少数” 的工人先进行人民法院诉讼,并非以工会的方式,达到集体谈判的目的。

中国深圳佳士科技维权事件再有余波,据传有10多名佳士工人代表和支持者9月10日被带走(图源:reuters)

社会空间收缩下的牺牲品

但佳士维权之所以扩大,还有另一点主因,在于中共对社会空间日益紧缩。

一般而言,工人若要筹组工会,是需要许多人协助与资源支持,主因为大多数的工人的知识背景有限,在如此前提之下,要工人们“依法办事”,可说非常不容易。像这次的佳士维权事件,坪山区总工会的微博就指出,佳士工人“未按照”《工会法》规定发起筹备活动

但其实也反映出,工人们往往为了快速建立工会组织,忽略其他组织环节,以至于酿成“违规”、“违法”等行为。像是在过去,当中国工人遭遇劳资纠纷时,时常有NGO组织从旁协助,让这些手无“资源”之力的工人们,与财力雄厚的资本家争取该有的劳动权利。

尤其,在2011年,中国政府正值开放NGO注册之际,一方面劳权NGO是能被允许存在,且当时中共给予的社会空间是较有弹性。另一方面,这些劳权NGO可以教导受压迫的工人,如何使用中共允许的政治语言/情境,争取劳权,进而一场官方默许的工人抗争。

然而,时间愈往后推演,中国政府推出了《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与《慈善法》,针对许多倡议型劳工NGO“缩紧”,甚至还断了他们的“洋奶”,使得许多劳权NGO因此停办,而工人们也失去能协助争取劳权的资源。

也就是说,佳士工潮一开始在行动时,就采取成本高、易失败的路径,再加上大环境等综合因素,使得佳士工人没有良好的资源协助,那么此次深圳佳士工潮,也只能黯然收场。

但整体而言,任何工潮发动的本质,都是劳方利益分配不均的要求,未来在中国发生的频率也会越来越高。而中国政府如果一味的以合乎程序、维稳思维抑制工人争取劳权的行为,其结果只能是留下一个个定时炸弹,届时还得花费更多治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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