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下的十字架与升起的国旗 中共与地下宗教的政治角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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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掀起新一轮清拆教堂十字架行动,河南当局在全省范围内大规模清拆十字架,估计已有4,000间以上教会的十字架被拆(图源:@永清镇)

在近日中共河南当局的一波教堂拆除行动中,教堂顶部矗立的一个个大十字架轰然而倒,与此同时,在某些宗教场所,鲜艳的五星红旗被升起随风飘扬。

一升一倒间,中共与地下宗教的政教角力正进入高潮。

据香港媒体报道,中国掀起新一轮清拆教堂十字架行动,河南当局在全省范围内大规模清拆十字架,估计已有4,000间以上教会的十字架被拆。当地牧师表示,该省“三自”教会、地下教会的十字架已被清拆一空,部分小型地下教会亦被查封,财物被搬走。政府强制教会悬挂国旗及社会主义价值观内容的宣传画,禁止未成年人进入教会。

有意思的是,中共现在对宗教建筑的处理极为“精准”,对于中共来说,推倒整个教堂无疑会浪费极大的政治成本,因而选择对教堂顶部的大十字架进行推倒,倒是省时省力。“沙门不敬王者”,在中共眼中,一个个直插天空的大十字架,无疑是对中共现世政权的挑战,没有了大十字架这种宗教标志,教堂不过是间普通建筑而已。

地下信徒规模本身就是问题

“地下”宗教是一个在中国政教关系土壤中诞生的独特概念。在中共的语境中,“地下”教会处在一个不能为政治现实所承认的灰色地带,也从另一方面折射出这一宗教组织模式在中共基层和民间秘密传播的特点。

中国地下教会的宗教理论水平参差不齐,宗教仪式也是五花八门,对宗教的信仰虔诚程度更是因人而异,当某个人自称某宗教信徒时,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对该宗教有着深刻的了解,往往是对最基本的一些教理也不明就里,但这并不妨碍他仍然自称笃信某种宗教。

这就是地下教会的现实图景。因而,宗教信仰的低门槛造就了今日中国庞大而分散的地下教会和家庭教会的存在,据称,当今中国各种形式的地下宗教信徒超过2亿人。是中共党员人数的2倍有余。

庞大的宗教信徒人口意味着,即使这些信徒不参与所谓社会运动,也不表达与中共相左的政治诉求,也仍是令中共忌惮的庞大力量。更何况,现实是,地下宗教从来都不只是存在于精神领域,而是折射到现实的社会利益和政治诉求上来。

令中共忌惮的社会组织能力

实际上,中共对宗教的教义和精神宣教并无大兴趣,在中共的视野中,宗教更多的是一种公众组织形式,中共政教的关系历来是紧张的,根本上说,宗教的组织形式是对中共政权组织能力的一种分割和抢夺,中共不能容忍一个社会组织与其争夺政治权威,并且力图在社会管理模式上挑战中共的控制。特别是中共今天愈益强调中共统管一切的改革思路下,宗教因其强大的精神感召力和社会组织能力而为当局所忌惮。

在中国历史上,许多帝王将宗教视为与世俗政权争夺人口和经济资源的存在。虽然现代社会民众对国家的依附已经大大减弱,不过地下宗教作为游离于中共社会控制之外的一种力量,仍然是对中共社会管控能力的巨大挑战。

如今,在中共高层执政思路愈发限制自发社会组织的存在和独立行事,进而更加强调“定于一尊”“一锤定音”的权威,宗教对普罗大众的吸引力与中共意图打造的克里斯玛 (charisma,领袖魅力)型政治体制具有天然的相似性,因而也具有天然的对抗性。

更为重要的是,宗教宣扬和力图打造的“天国”并不仅仅存在于精神领域和幻象中,宗教活动总是有意无意的将人类社会的终极想象投射到社会事务和政治表达上,一旦其政治理念触碰中共的政治禁忌,或者在社会事务的参与上触及到中共的敏感神经,那么中共的政权集中力量对其进行整顿,强迫地下宗教在中共政治框架中行事,也是可以预想的。

触碰中共政治禁忌

庞大的信教人口是一方面,另一个对于中共来说更为致命的问题可能是,当具有强大组织力和号召力的宗教同时具备了与中共意识形态相左的政治观点时,这对中共来说是最为要命和急迫的,例如,今年6月4日,有四川成都的一个家庭教会自发纪念“六四学生运动”遇难者祷告会,即被当地警方强行驱散,牧师及信徒共十多人被警方传唤,警方指该教会举行“非法宗教活动”。

当然,宗教并不天然的要求民主自由体制,不过从欧美国家传入中国的现代宗教不可避免的带有欧美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烙印,其话语表达在中共视来也属“离经叛道”,其政治活动也总脱离不开“境外势力”对中国民众采取意识形态颠覆战。

中共对宗教的打压是中国历史政教关系在现代社会的延续,中共的体制决定了其对地下宗教的态度。现实这场在中国上演的政教角力的高潮,不知将把中国带向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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