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进入“依法治教”时代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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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梵蒂冈就地下主教任命问题谈判之时,中共在国内宗教治理的节奏并未稍停(图源:AP)

中国和梵蒂冈之间近期频频互动。继北京时间9月22日双方签署主教任命临时协议、困扰双方多年的最大障碍出现转机后,又传出双方迅疾展开新一轮密谈的消息。消息人士指,中梵此轮密谈将就中国数十名地下天主教会主教的命运进行磋商。

不过,中梵之间围绕天主教官方教会和地下教会主教任命权的拉锯角力,并未影响中共在国内对地下教会、家庭教会的治理节奏。在民间以及网络领域,中共正掀起加强宗教信仰掌控的一波行动。

北京时间9月9日,北京最大的基督教家庭教会锡安教会,以及河南郑州的家庭教会大里教会在同一天被官方取缔。一天之后的9月10日,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发布了《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这是中国首次制定利用互联网进行宗教信息服务的相关规定。

“办法”所称互联网宗教信息内涵颇为广泛,从网站、应用程序、论坛、博客、微博客到微信公众账号、即时通讯工具、网络直播等形式,均不能传播任何宗教信息,如教规、宗教文化等。显然,中共开始在互联网领域攥紧宗教管理的拳头,这种选择背后有着怎样的政治逻辑和现实意义?

当宗教传播遇到网络时代

网络资讯时代,宗教传播的传统物理隔阂被打破,各种宗教信仰在现实世界中对信徒的争夺拉力已经转移到网络的虚拟空间。而网络空间无疑为宗教提供了更为具象化和穿透力的传播形式。拜佛、烧香、受戒、诵经、礼拜、弥撒、受洗等宗教场面通过萤幕直观展现给网民,大大提高了宗教仪式的感染力和受众群体。

网络上有关不同信仰之间的教义纷争、宗教禁忌及其所勾起的民族情绪,时时刻刻提醒着中共得要加强对网络宗教现象的监管。由于伊斯兰教信徒视猪肉为不洁,只食用不包含猪肉、血液等的所谓“清真食品”,而中国大众饮食中无此忌讳,2017年7月,中国知名网路外卖平台美团网在其APP上开设“清真”频道、并且推出“清真大众食品双箱盛放”宣传策略,在网路上引发中国网友对穆斯林特权的持续争议。2017年中国全国两会召开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明生大和尚提出设立“全国素食日”的提案,这份最终未获通过的提案经网络传播后,也引发了网友对宗教禁忌泛化以及宗教干预世俗生活的广泛讨论。

同时,各种各样的封建迷信、宗教原教旨主义、极端思想乃至邪教等也藏身网络空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思想。据中国媒体披露,有宗教信徒在网路储存空间中大量上传涉及宗教极端思想、煽动暴恐犯罪活动等内容的影音文件,截至被警方发现,浏览、下载次数已超过7,000次。在新疆和田县,则有宗教极端主义者在个人网络空间上传含有大量民族分裂内容的电子书,后被中国警方以涉嫌煽动分裂国家罪逮捕。

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面对着主流价值观因应这种转型而必然面对的调整,通过形形色色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在物质生活之外寻求精神上的慰藉,本是极为自然的。不过宗教透过网路的迅速传播以及由此而来的种种网路宗教乱象,确实为中共加强网络宗教信息管理提供了行动说法。

国法和教规 哪个更大?

中共十八大后,全面依法治国上升为中共的基本治国方略。“全面”二字表明,中共将用法治思维覆盖整个社会管理,宗教自然也不能例外。

在2016年4月中共召开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向外界传达出对宗教进行法治化管理的新思路。就政府层面来说,是要“用法律规范政府管理宗教事务的行为”,进而在更广泛的意义上“用法律调节涉及宗教的各种社会关系”;就宗教信徒而言,要通过法治宣传教育,使其“正确认识和处理国法和教规的关系”,在宗教活动中“提高法治观念”。这番表态,被外界认为是这一届中共领导要建立一种新的政教关系。

随着新修订的《宗教事务条例》以及此次向公众征求意见、料将很快颁布的《互联网宗教信息管理办法》等宗教法律法规的颁行,中共对宗教的管理将日益规范化,宗教组织的设立、宗教传播的途径、宗教场所的许可、宗教信众的专业知识、宗教标志物的悬挂等等都将得到细致而微的规定。

实际上,中国《宪法》规定中国公民是有信仰宗教的自由的。但也强调“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只是落实在中共现世的政教关系上,是否有因顾及后者之忧,而损及前者宪法保障之自由,导致政教管理“因噎废食”,亦所在多有;也正是这样的双重矛盾,方坐实了外界、尤其是西方认为中国之域无宗教自由之责。

通过对宗教介质和组织形式等上游的控制,限制宗教的社会功能,最大程度的化解宗教对中共政权的威胁和对社会管理带来的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共对宗教管理的法治化,是对宗教组织的一种“去特殊化”处理,即将宗教组织视为普遍意义上的社会组织来看待。这样一来,中共对宗教组织的管理可以最大程度减少政教冲突的不确定性,压缩宗教管理不确定性而带来的政治运行成本。

政教角力下的宗教中国化

在中国,仅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的数量,总数就近一个亿,其中中国官员的数量不在少数。假使如果有一天,中共总书记与梵蒂冈教皇对这些拥有官员和教徒双重身份的教徒下达了一道背道而驰的命令,他们会听谁的? 这是一个有趣的假设,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所以,相比于拥有漫长中国化传统的佛教,中国官方更为忌惮的是基督教等进入中国时间并不长、并带有外来意识形态色彩的宗教。2017年3月,中国官方发布《推进我国基督教中国化五年工作规划纲要》,不仅提出倡导教会在礼拜仪式、教堂建筑上融入中国元素;也提及鼓励编辑出版中国化的赞美诗。

宗教中国化既包括宗教用品、宗教仪式等物质层面,更为重要的是宗教教义等思想层面。2018年4月,中国官方发表的《中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实践》白皮书也称要“引导宗教界拥护中共领导……把宗教教义教规同中华传统文化相融合”,这成为了习近平时代下中共在“思想”上治理宗教的另类体现。

除在局部范围和短暂时期外,中国在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全国范围的政教合一政权,对于中共这样信奉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政党来说,政教合一更是不可想象的。因而,从根本上来说,中共推进对宗教的法治化管理,将《宪法》中所规定的中国共产党对各领域事务的领导推进到宗教领域中,让马克思主义替换被宗教思想占据的诸多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仍是中共对宗教进行法治化管理的最终目标,也是中国政教角力的一个值得关注的方向。

(更多内容见多维CN 38期《中国进入“依法治教”时代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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