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效应:中国大时代中被遮蔽的诉求

撰寫:
撰寫:

崔永元,中国知名媒体人,为何会被捧到如今的高度?

自崔永元举报中国大陆知名影星范冰冰,以及中国娱乐圈人士存在巨额偷税漏税等事件后,这名前央视主持人所带来的影响仍在继续。公众对他的看法,也逐步呈现出两极的态势,并且越来越呈现出撕裂的趋势。

崔永元现象,可以说已成为一个特殊的现象。不管在中国的普通民众,还是包括知识界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和左派知识分子等,都有大量的拥趸者。尤其是这次事件爆发后,崔永元被奉为正义的化身,一些舆论甚至表示“保卫崔永元就是保卫我们自己”,这也是基于公众对于明星偷税漏税问题、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等的不满。

在揭露中国娱乐圈阴阳合同等潜规则后,崔永元被誉为“正义的化身”(图源:VCG)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崔永元举报明星偷税漏税,间接反腐,最终极的目的依然是为维护中共的统治;因此,他的行为被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所不耻,认为崔的支持者甚至带着一种不能正确认识问题本质的嘲讽。

客观地讲,争论崔永元的做法对还是错,实际意义并不是太大;在一个法治社会,把反偷税漏税寄望于知名人士的举报,本身就是比较讽刺的行为。

崔永元,在当下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因他曾经承载的意义,被赋予了更多的希望;这一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引发的社会效应,更值得分析

当下在中国社会,言论自由受到一定程度的压抑,而前段时间民营企业的一些担忧,担心被收割财产……崔永元持续几个月的揭发明星偷税漏税的行为,成为没有安全感的众人的希望,站在这个角度,崔永元很容易成为众人之神。

他从当年主持的王牌节目《实话实说》积聚的光环,似乎成为现在一切故事的注脚。崔永元成就了《实话实说》,《实话实说》也成就了“小崔”,他通过《实话实说》完成了最为关键的“原始积累”。他的人设足够亲民,台上台下打成一片。

名气渐旺,但《实话实说》能说的越来越少。在《实话实说》刚不开播的上世纪90年代中期,市场经济已经深入中国大陆人心,社会变革出现新事物新现象,那个时代的普通人在《实话实说》中找到归属和内心对于社会真实的渴望。

但崔永元渐入焦虑,这与后来《实话实说》能说的“真实”越来越少有直接的关系。也许,从那时起,对权力结构的不屑与叛逆已开始渐次流露。

他曾经头顶光环,斩获无数桂冠;但后来在接受中国官方媒体央视《人物》栏目专访时,他曾说自己每天都在想自杀。他也自认为是坦荡的,他说,“敢于站出来和利益集团对抗的人,必先掂量过自己,知道自己是干净的。”

如今,公众对他的评价是两极的,或者是“正义的化身”,又或者是“发疯”,说他像自不量力的向风车作战的堂吉诃德。

关于崔永元现象,撇开两种极端的观点,关注一下时代变迁大背景下一些相对来讲比较永恒的话题,比起争论他行为的对错,指向个人,会更具有现实的意义。

在一众人表示“保卫崔永元就是保卫我们自己时”,莫不是在表达对一个新的“实话实说”节目的渴望。在其中,公众可以享受被关注的感觉、体验参与感并以此彰显作为个体在社会中的存在感;他们,依然需要一个能够与其切身利益进行捆绑的英雄。从这个层面来讲,数年前《实话实说》中的崔永元所承载的符号意义与光彩,今天依然闪耀,甚至是更为闪耀,但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被遮蔽;而上述隐形的诉求,则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汇集成民意。

时代已变,有些东西,却未曾改变。

在中国大陆导演顾长卫曾担任摄影的电影《霸王别姬》中有这样一句台词来描述“程蝶衣”,“也不知道是他与这个时代闹别扭呢?还是这个时代与他闹别扭呢?”这句台词,如今用来描述崔永元,也是恰如其分的。

这个时代的各种符号太多,他们身上多承载着悲情主义的色彩。不同的是,各有各的命运。崔永元,命运如何,中国的看客也只能边走边看了。

「版權宣告:本文版權歸多維新聞所有,未經授權,不得轉載」


X
X
請使用下列任何一種瀏覽器瀏覽以達至最佳的用戶體驗:Google Chrome、Mozilla Firefox、Internet Explorer、Microsoft Edge 或Safari。為避免使用網頁時發生問題,請確保你的網頁瀏覽器已更新至最新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