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复台湾 抗战胜利前的言论与准备

撰写:
撰写:

1945年10月25日,中国依据《开罗宣言》、《波茨坦宣言》的决议,以战胜国身分收回历史上割让给日本长达51年之久的台湾与澎湖。1941年12月9日国民政府正式对日宣战,宣告“所有一切条约协议合同,有涉及中日间之关系者,一律废止”,明确否定了1894年《马关条约》的有效性,因此台湾澎湖的光复、回归也就顺理成章。但在那之前,中国就从未忘记,自清末以迄沦陷的失土中即包含台湾,如1925年诗人闻一多(1899-1946年)所撰的《七子之歌》,第三首即为〈台湾〉:

我们是东海捧出的珍珠一串,琉球是我的群弟我就是台湾。我胸中还氲氤着郑氏的英魂,精忠的赤血点染了我的家传。母亲,酷炎的夏日要晒死我了;赐我个号令,我还能背城一战。母亲!我要回来,母亲!

诗人闻一多为哀悼中国失土所创作的《七子之歌》,至今仍被传唱(图源:浙江图书馆)

台湾本岛的抗日志士中,亦有不少人希冀推翻日本殖民统治后,重新回归中国版图,先后计有5万余人潜回中国内地参加抗战,如曾接受中国共产党援助的“台湾义勇队”队长李友邦(1906-1952年)便是其中一员。李友邦呼吁“台湾要独立也要归返祖国”,其指的便是向日本殖民者争取独立,然后重归中国怀抱。李友邦明白宣示,台湾义勇队就是“以‘保卫祖国,收复台湾’为其斗争的目标”,点明台湾与中国不可分割的关系。台湾民族革命总同盟领袖谢南光(1902-1969年)也在1939年撰文高呼“台湾革命乃中国革命之一环,中国抗战成功之日,即台湾各民族争得自由解放之时……为整个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而加紧扩大台湾的革命斗争”。

早在1936年,中共领导人毛泽东便在延安向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1905-1972年)表示,“中国的迫切任务是收复所有失地,而不仅仅是保卫我们在长城以内的主权。这就是说,东北必须收复。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台湾”。随着抗战局势的好转,收复台湾的舆论也更加高涨。1940年4月国民参政会便提案,“应即宣布《马关条约》无效,认台湾亦在应收复之失地范围”,并策动台湾革命志士,扰乱日本后方。李友邦、谢南光等人,在1942年2月统合彼此的势力为“台湾革命同盟会”,以举办集会、广播、书刊等形式鼓吹抗日复台,也增强了舆论。

《新华日报》亦特辟〈台湾光复运动专刊〉,向中国人民介绍收复台湾的各界言论。如冯玉祥于1942年发表的《我们要赶紧收复台湾〉:“满清和日寇所签订《马关条约》,不但在事实上且在法理上亦完全无效,所以我们抗战的目的,不仅要打到鸭绿江边,而且要收复台湾”。立法院院长孙科亦在1942年重庆的“台湾光复运动宣传大会”上,向台湾民众喊话:“你们的解放是已经在目前了……我们一定能打倒我们的敌人,把他们驱逐出东亚大陆之外,到那个时候,你们一定可以回到祖国的怀抱来”。

当收复台湾的声音越来越大后,国民政府也正式向中外昭告此项决心。当1942年11月3日,外交部长宋子文在重庆国际宣传处记者招待会上答问时,有记者问及“战后之我国,在领土方面是恢复到九一八之前之状态?抑或恢复到甲午以前的状态?”宋子文肯定地答复“中国应收回东北四省、台湾及琉球,朝鲜必须独立”。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国首脑举行的开罗会议,则再由同盟国共同确认中国收回遭日本占领的东北、台湾与澎湖等失土之目标,确立了更清晰的法理依据,驳斥部分美国人士所设想的“国际共管台湾”念头。

李友邦所领导之“台湾义勇队”辖下的台湾少年团,亦曾是抗日的队伍之一(图源:VCG)

为了替收复台湾做准备,国民政府行政院在1944年3月曾因盟军可能登陆台湾而研拟成立军政府,接着以“台湾设省筹备委员会”当作过渡机构,以重新恢复行省制度,李友邦等人亦以“台湾复省运动”为号召。但后来改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中统)下,设置“台湾调查委员会”,负责搜集台湾现状资料、培养台湾行政干部与警察等事务。在1944年7月的会议中,台湾调查委员会讨论了三种对台方案:一,看做如同蒙古 、西藏、新疆般的特殊区。二,视同各省。三,折中。委员会中的台籍人士黄朝琴(1897-1972年),认为“台湾离开祖国将五十年,政治、经济、建设以及风土习惯和国内相差很远,希台湾收复以后五六年内,以维持现状为目的,不以实验的名义而以实验的方式来治理。将来台湾省的制度,必须以单行法来制定,不必与各省强同。如台湾治理不好,日本人必用以宣传,说我国的政治不如他,而期待了几十年的台胞,亦会感觉非常失望”。因此黄朝琴建议,“原来的总督府的机构不予更动,内地各省政府的机关太多,于台湾人不习惯。五十年来台湾的系统都是一元化,如遽加变更,使台人无所适从……台湾首长的权限应扩大……省长必须是强有力者”。

谢南光亦赞同此见,主张“台湾各种制度设施中,优良者予以保存运用,不合国情者予以铲除”。此外,委员沈仲九也建议在全国实施宪政之际,不要给台湾加上训政此一阶段,毕竟台湾已有相当基础的地方自治经验,且会给台民不平等的感受。委员会还讨论在收复台湾之后,如何就地取材擢用台湾菁英,以增加台湾对中国的向心力。因此在参酌各方意见、以及抗战胜利后负责接收沦陷区之工作的缺失,台湾调查委员会最后决议设立“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统治台湾,尽可能地不更动太多台湾制度,待社会慢慢稳定之后再改行省制,以免引起台湾人民的不安。至于日后台湾人反而因此认为遭到歧视待遇,则非国民政府所能料及之处。

从对日抗战胜利前这些广泛的言论,以及缜密的收复准备,可知光复台湾是中国从未忘却的志业,不是同盟国“施舍”给中国的“代管”,且是在考虑台籍人士的意见后,因台湾的特殊性而给予暂时性的特殊统治体制,绝非如部分人士所称的“内部殖民”或刻意打压台湾人。至于国民政府光复台湾之后的各种秕政,是其本身的腐败所致,也非针对台湾而来,当时全国各地皆有反抗国民党专制统治的状况,台湾人民仅是受害者之一。

尽管当前海峡两岸分治多年,美国等国际势力阻碍了两岸关系的拉近,但从历史上来看,“光复台湾”仍是象征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大事,不容忽略。至于将来透过何等方式达成两岸政治统合、令台湾再次“光复”,则有赖双方领导人与人民的智慧决定。

「版权声明:本文版权归多维新闻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X
X
请使用下列任何一种浏览器浏览以达至最佳的用户体验:Google Chrome、Mozilla Firefox、Internet Explorer、Microsoft Edge 或Safari。为避免使用网页时发生问题,请确保你的网页浏览器已更新至最新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