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入中国:天主教赢得明末知识分子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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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信仰曾多次进入中国,但一直未能赢得主流汉人的认同。图为元代景教瓷墓志,十字架上方两侧各有一行叙利亚文,出自《圣经·旧约全书》的《诗篇》(图源:多维记者/摄)

基督信仰何时进入中国的至今仍是谜团,史学界可以肯定的是,基督信仰与中国传统文化格格不入,唐朝与元朝虽两次进入几无汉人信教,在改朝换代后,基督信仰也就在中国文化中消失。在明清交替之际,基督信仰再次进入中国,这次,中国化了的天主教使得基督信仰得以扎根于此。

16世纪中叶,澳门逐渐在广东地方政府的默许下,成为了天主教耶稣会在远东的传教中心;教宗更是在1576年宣布正式成立澳门教区。这样,澳门成为天主教向中国内地传教的一个基地。

在中国传教异常艰难,不仅皇帝禁止传教士进入,基督的教义也与中国的习俗冲突。传教士在澳门的岁月里逐渐改变了策略,他们开始摆脱欧洲中心,尝试尊重中国本土文化。

为了避免中国人怀疑,起初传教士并不明言来华的目的是为宣传圣教。他们自称为僧,来自天竺国。当他们进见各地地方官时,声称是由罗马大僧(教宗)派来中国学习中国语文,希望与中国共处,并能自由恭敬造物主、天主。

1582年,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Michael Ruggieri)凭其精通中国文化成为第一个获得明朝许可在中国内地居留的传教士。同一年,利玛窦(Matteo Ricci)来到澳门学习汉语,次年同罗明坚进入内地传教的同时继续深入学习中国文化。

耶稣会士进入中国大陆,建立会院,使欧洲的公教教友欢欣鼓舞。教宗西斯科特五世(Sixtus V)为了庆祝中国教会事业的重开,特别为耶稣会颁布赐圣年全大赦,并且赠送一些珍贵的礼品;如基督的油画像,和几只精美的钟表等。

不过在广东肇庆学习12年后,利玛窦思想再次改变,认为赢得中国人的兴趣和同情的最好办法,是把基督教说成是一种近似儒家的教理,并使之与传授科学结合起来。也就是所谓“合儒”、“补儒”、“超儒”工作。

他起初将Deus(拉丁语“神”)译为“陡斯”,后将中国对“天”、“上帝”的信仰与Deus合而为一,译为“天主”,称“吾国天主,即华言上帝”,“上帝与天主,特异以名”。利玛窦的工作大胆却有着重要的意义,外来且排他性的基督信仰在与中国传统文化勾连后找到了生存的根基。

为了让中国人便于接受基督,利玛窦决定不去挑战祭天、祭祖、尊孔的传统,他采取宽容政策,认为这些传统不违背教义;他也默许中国男、女信徒分开礼拜。这些在后世被称为利玛窦规矩。

为了贯彻他的宗旨,利玛窦脱下僧袍,改穿儒服、留发蓄须,成为后世所见的西儒形象。这种策略使利玛窦在文人阶层中大获成功,他用自鸣钟、浑天仪、地球仪、画像等引起了世人乃至皇帝的注意,用科学知识吸引文人靠近,因熟知中国文化而得到文人的尊重。

这种策略使利玛窦在文人阶层中大获成功,明末知识分子李贽极为推崇利玛窦,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称其“凡我国书籍无不读……今尽能言我此间之言,作此间文字,行此间之礼仪,是一极标致人也。”

然而传教才是利玛窦唯一的目的,即使他小心翼翼的遮掩着他的真正目的,李贽也曾感受到他这种不经意流露出的热情“我已经三度相会,毕竟不知到此何干也,意其欲以所学易吾周孔之学,则又太愚,恐非是而。”

在与中国士人建立起友谊后,利玛窦寻求可以接受基督信仰之人。通过这种漫长而细致的方法,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都先后皈依了天主教,后被称为明末天主教三大基石。在这些士人信教后,自然影响其家族乡曲。利玛窦活跃的十年间,中国的天主教徒从600人增加至2,500余人。

面对斐然的成果,利玛窦死前对神职人员说:“我给你们打开了一扇大门,从这扇门进去,可以建立许多大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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