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思想”正在被掏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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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中共十九大正式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下简称“习近平思想”)至今,已经满一年时间。在过去的一年里,有关这一思想的宣传不可谓不多,从各路官员到高等院校,从党报官媒到街头巷尾,无处不在“习近平思想”。可拨开喧嚣的迷雾,究竟什么是习近平思想的“根本”,该思想又会如何具体而微地影响中国的现在和未来,却又没有几个人能说清道明。(本文转载自《多维CN》月刊039期文章《“习近平思想”正在被掏空》。)

自中共十九大正式提出至今,“习近平思想”正在遍地开花,而内涵和外延却无人能说清道明(图源:新华社)

问题出在哪里?为何大张旗鼓、铺天盖地的“推广”不仅没有换来人们对于“习近平思想”的认知与理解,反倒加剧了各方的反感与徘拒?以至于各种低级红、高级黑轮番登场真伪难辨,甚至多数时候异化为造势个人崇拜,为文革和毛时代招魂。借着习近平思想提出一周年的节点,一些被掩盖的问题有必要刨根究底,一些徒有其表的“研究”需要去粗取精,一些简单粗暴的“宣传”亟待拨乱反正。

庙堂之高干货少

“习近平思想”正式确立后,宣传、推广首先在各级别官员层面展开,而且因为“思想”本身作为抽象指导,具体实践层面可涵盖方方面面,比如法治、网络治理、党建、外交、经济、强军、教育、新闻舆论、生态文明、对台工作等等,所以不同领域的官员都在不同场合表了态、发了声。

可表态归表态,发声归发声,效果层面却不尽如人意。问题之一是,多数表态和发声往往将习近平思想捧得很高,在实践层面却没有多少可操作性,比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再如北京市委书记蔡奇的“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思想为根本遵循,切实作为案头卷、工具书、座右铭。”中宣部部长黄坤明的“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旗帜,是指导我们党推进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的强大武器。”还有中共中央党校校务委员会委员韩庆祥的“新飞跃”、“新话语”、“新贡献”之论。总归诸如此类的表态,在过去一年可谓连篇累牍。

问题之二是,一些表态选择追溯习近平思想的源头,从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到从政起步的河北正定,再到福建、浙江、上海,每一段或长或短的执政经历,都无一例外地被赋予了近乎“神话”和“传奇”的色彩。比如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何毅亭2017年11月17日在《光明日报》发表长文,就不吝赞美地寻根溯源。将七年知青经历视为习近平思想的“历史起点”;正定则是习近平“施展才华、展现历史担当的最初‘试验田’”;福建17年是政治能力和治理能力的“关键期”,习近平思想的“萌发期”;浙江和上海是“政治家素质和执政能力得到全面提升的黄金期”,也是思想生成的“重要阶段”……通篇读下来,除了大而空的粉饰,并没有多少干货。

不消说,个人的经历对于思想的形成有着很大的影响,毛泽东思想本身就是不断实践的产物,邓小平理论也与其个人执政经历与中国社会现实密切相关,可如果因为今天有了“习近平思想”,他过去的每一段经历都需要赋予某种特别的意义,并不断被放大,推高,不仅无助于人们理解思想的源头,而且容易因为过度推上神坛的做派本身而反感。

问题之三,出现在负责宣传的官员层面,这也是问题最为棘手和严重的。在过去一年,中共党报官媒借助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平台,推出了不少与习近平思想有关的电视专题片、系列评论员文章以及诸如《“平”语近人——习近平总书记用典》这样的创新节目,并在宣传上不遗余力地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等书籍如何在世界范围内大卖造势,可因为宣传的头脑还很僵化,远远没有现代化,所以就算做了很多,收效却甚微,有时候甚至起到了反作用。宣传究竟怎么做,具体到如何传播习近平思想,仍然是一大难题,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中国负责宣传的官员至今没有在“放”和“收”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

不过反过来问,这些在中国官场爬摸滚打了这么多年的官员,是真的不懂吗?以前面提到的北京市委书记蔡奇为例,其对如何学习运用好习近平思想做过阐述,比如强化战略思维、树立辩证思维、遵循事务发展规律、强化系统思维、坚持问题导向、走好群众路线、深入解剖麻雀,以点带面,等等,并公开承诺以此作为工作方法实践指导,“努力做好首都工作”。可具体到操作层面,却是清理低端人口时的“刺刀见红”、“真刀真枪”,“敢于硬碰硬”,战略思维何在?群众路线又从何说起? 还有现任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在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读后感时说,“能够深切感受到‘人民’二字强调得最多、分量最重”,并坦言习近平思想“以人民为中心”、“人民至上论”,可每当发生了关涉人民的热点事件,“人民”往往就被抛在了脑后,简单粗暴、一刀切的舆论管控迎头赶上。

江湖之远走向极端化

当“好经”被反复念,且念的越来越歪,再往下走的过程中,问题自然就越来越五花八门,越来越走向极端化。2017年12月,中国教育部决定建设贯彻十九大精神的“万个示范课堂”,推动习近平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并将此作为当前教育系统的“头等大事”;各大高校纷纷成立学习习近平思想的研究会、讨论会或学生社团,习近平思想研究中心(院)很快成为各个高校的“标配”。此后,会议开的很多,声势搞的很大,却至今也没有一家机构就习近平思想的内涵和外延给出系统性的论述。这此热潮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顺势而为,以至于2018年度课题拟定的一批重要选题,大多都是关于习近平思想及“新时代”下的学科研究。其中引发外界普遍关注的,是陕西社科联推出的“梁家河大学问”课题,因其内容过于刻意和赤裸裸,很快成为世界舆论嘲讽、调侃的对象,喧嚣了一阵后有关部门只得紧急叫停。

习近平在陕西梁家河的知青岁月,成了各方热炒的话题和对象(图源:新华社)

不独是在高校系统,教育部2018年初公布的新版高中课程,除了加入毛泽东思想外,更首次融入了习近平思想,并教导学生“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强调中共领导的重要性。”按照教育部教材局局长郑富芝给出的说法,“2003年印发的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已经沿用十余年,面对社会、经济、科技文化的巨大变化,出现了一些不相适应之处,需要修订完善。加强革命传统教育是本次课程标准修订的重点。”此一做法,彼时在学生和家长层面引起一阵骚乱,批驳搞个人崇拜者不在少数。

除了教育部的大动作,宣传机器在传播习近平思想上的“努力”,也不可谓不多,如前文所言,各级党报官媒都在倾巢而动,全力以赴,可越是宣传,越是离地,越是让人反感。慢慢地,习近平思想成了一个框,什么都可以往里装。拥有海量受众群体的今日头条被要求整改了,道歉信中也要将公司存在的深层次问题首先归结为“‘四个意识’淡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缺失”;一些互联网巨头,原本不需要和政治发生直接且赤裸裸的关系,却也在有关部门的“授意”下,不得不时不时通过党报官媒表忠心,为习近平思想的高瞻远瞩鼓与呼。这样“强扭出来的瓜”,自己都说服不了,又如何让人们理解并信服?

在这样的氛围之下,普罗大众层面原本只是表达对习近平这位政治强人朴素期待和肯定感激的做法,比如推出一些自创歌曲,流传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的爱情故事,也很快变了味道,并让越来越多的人笃定:习近平就是在搞个人崇拜,中国正在重新回到毛时代文革的老路。

所谓物极必反。当庙堂之高越来越多的人为了明哲保身“揣着明白装糊涂”、“不求甚解”,为习近平思想戴戴高帽、吹吹牛皮,越来越多的机构和高校将研究习近平思想当做政治任务或是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的捷径,就算这一思想本来是“好经”,也在轮番的“念歪”中变了形,走了样。而这样的变形与走样,因为正值各种不确定性的周期与变局,所以很容易在更大范围内引起连锁反应,大可以大到国家的方向,小可以小到个体的焦虑。不久前引发舆论震动的国进民退之争,其实背后就有对于“指导思想”不理解和不确定的因素在,否则也不至于发展到需要习近平和李克强先后出来定纷止争的地步。

放在更大范围来看,作为理论型政党,即将满百年的中共应该认识到,全面准确理解“习近平思想”对于中共、中国乃至世界的意义。毛时代的中共正是通过理论联系实际,及时总结经验,打败国民党,建立新政权;邓时代的改革开放,也是基于同样的逻辑,转换了人们的思维,重新将发展作为社会目标;到了今天的习近平时代,理论与实际更为迫切地需要互相作用,互相影响。中国最大的实际是什么?不是如何凝聚人心与美国打一场“新冷战”,也不是说服那些对中国持着恐惧与敌意的国家化干戈为玉帛,更不是扛着民族主义的大旗叫嚣“厉害了我的国”,而是如何在庞大的官僚体系中打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硬仗,以便让庙堂与江湖的距离,不至于像现在这样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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