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去专制 中共需要持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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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内外舆论场,专制一直是中共备受诟病的短板之一,是消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积极变化的关键因素。尤其是在中国日益成为引人关注的全球大国,一举一动都更有外溢效应的背景下,专制短板的负面危害更是不可不察。基于此,《多维CN》39期刊发《社论:去专制 中共需要持续努力》,探讨这一问题,供读者思考。浏览更多月刊文章:【月刊频道】。

长期以来,中共有两大弊病备受诟病:第一是腐败,第二是专制。对于腐败,虽然还未完全铲除,但经过十八大以来的反腐努力,已经得到有效遏制,人们对中共的反腐信心已经有明显提升。对于专制,尽管相比毛时代的严苛与高压已经今非昔比,中共的专制文化在改革开放四十年的过程中已经被强力洗涤,在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艰难转型中也有了长足进步,在十八大之后更是提出要全面深化改革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第五个现代化”,但坦率说,其专制色彩依旧浓厚,还需要在去专制化的方向上持续努力。

最近发生的三件事情,孟宏伟案、范冰冰案和美国副总统彭斯(Mike Pence)演讲被封禁实例就说明了这个问题。孟宏伟同时有三个身份:中共党员、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和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对于他的处理措施,理应同时兼顾这三个身份。作为中共党员和公安部副部长,中共当然可以依党规和国法处理,但作为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在处理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到对国际刑警组织的尊重以及可能产生的外溢效应,除了依循国际法及时知会国际刑警组织外,还要尽可能保持处理的透明度,以打消外界猜测和疑虑。但遗憾的是,中共在扣留孟宏伟时,可能是缺少这方面的意识,也可能是已经习惯了对办案的效率要求,总之是在专制惯性的支配下,在扣人后既不及时知会国际刑警组织,也不及时对外公开说明,直到该案在全世界闹得流言四起、风风雨雨十余天后,才被动对外公布消息,而此时,中共的国际形象和国家软实力已经受到损伤。

中共处理孟宏伟事件的方式,使得中国的国家形象和国家软实力受到了损伤(图源:AP)

对演员范冰冰的处理也有相似之处。本来范冰冰由于涉嫌偷税漏税遭到举报,中国税务部门对她展开调查,不仅完全合理合法,而且有助于展现在法律面前无论是明星大腕还是普通民众都一视同仁的公正态度,对国民来说也是一次很好的法治教育。可令人大跌眼镜的是,税务部门的处理方式是如此欠妥,竟然让范冰冰突然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一百多天,期间未给出任何说明,其家人也显而易见地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不能就此对外发声。依据中国政府的办事逻辑,我们当然相信对范冰冰的调查肯定依循了法定程序,不公开也可能是出于方便调查取证的考虑。但像范冰冰这样的知名人物,消失一百多天而没有任何消息,弄得全世界媒体都在问范冰冰在哪儿,实在不是妥当的处理方式。一些人也难免担心,连范冰冰这样的公众人物面对公权力尚且陷入如此境地,如果换成普通人,岂不情况更糟?

彭斯演讲被封禁则属于言论管制层面的专制。本来彭斯对中国的指控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是对历史的歪曲,大言不惭地声称是美国给予了今天中国的一切成绩,比如,鸦片战争后美国拒绝加入损害中国利益的行列,改革开放以来帮助重建了中国。面对彭斯如此高高在上的施恩者心态及其各种傲慢邀功,只要中共能自信地将其言论公之于众,社会上自然会有大量声音出来反驳和声援,不仅如此,还有助于世人在批判彭斯演讲过程中建立正确历史观,在贸易战面前也更有利于对内团结民众。但遗憾的是,也许因为彭斯演讲确实也触碰到中国在社会转型中的一些痛点,最终还是一封了之。这就造成了一方面官方喉舌密集回击彭斯演讲,而民众心欲响应却根本找不到靶心的吊诡。

上述三件事本来毫不相关,却都从不同层面暴露了中共的专制弊病。事实上,不光是这三个案例,在对艾未未案、高瑜案的初期处理上,也存在这种因为专制情愫而粗糙行事的不足。另外还有刘晓波案,尽管中共对刘晓波的处理一直在法治轨道上进行,在刘晓波患病和抢救期间也尽全力救治,最后也答应了刘晓波遗孀刘霞的出国请求,但让一个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就算是挪威诺奖委员会颁发给他这个奖项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在监狱中去世,对中共的形象来说是一个极大冲击,对中国的法治公信力来说,也会让本来就存疑的西方社会更为疑虑。

专制不是好事,事实上中共对此也有认识,也一直在去专制化的方向上努力。可为什么中共建政已近七十周年,改革开放也已经四十周年了,还总是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自秦朝以降,中国就是一个中央集权基础上的专制体制,经过历朝历代长达两千年的演化,专制主义传统早已深深影响到社会方方面面,成为难以完全摆脱的历史惯性。

对于中共,更直接的原因,可能是在革命过程中受严峻斗争环境的影响,加上又师承列宁主义政党的集权特质,使得这个本来致力于反专制的政党反而在革命的过程中被专制传染。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自身还不够自信,总觉得有一些事件或讨论,会影响到自己的执政根基。

文革结束后,中共吸取历史教训,不断致力于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坦率地说,尽管一些人对于今天中共的认知还停留于文革时期,但中共去专制化工作确实已经取得不小成效。与此同时,由于几千年的专制主义传统和列宁主义政党集权特质的束缚,中共依旧还未能完全摆脱革命党的印记,去专制化的效果还是不尽如人意。令人关注的是,过去几年,一方面中共在法治化和去专制化的方向持续努力,取得了明显成绩,另一方面,为克服十八大前“九龙治水”、“政令不出中南海”等分散主义危机,中共出台了一系列强有力的巩固中央集权举措。此举有因应现实危机的必要,也确实起到药到病除之效,但也致使一些投机官僚在“宁左勿右”和专制主义惯性驱使下,不断将中央精神扭曲和泛化,既在具体工作上强化了专制的表徵,也给中共自身带来了“高级黑”效果。

中国民族复兴之路若想顺利,离不开持续去专制的努力(图源:多维新闻网)

事实上,正是因为这些专制遗留和官僚行为的影响,一定程度上让中共的锐意进取打了折扣,甚至经常陷中共于尴尬的境地。举例来说,为什么中国已经崛起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却始终难令天下华人归心,在台港一些地方甚至不少人离心离德?这里面固然有台港社会深受西方政治意识形态影响的原因,专制遗留与官僚行为让中国崛起的光环和感召力减损,也是无法回避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中共应该认识到,今天中国不仅是互联网时代的重要引领者,开放和多元早就成为大势所向,而且更不断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位置,深度嵌入世界体系,一举一动都要反复接受全球舆论的检视。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为了回应国民的诉求,增强执政合法性,还是为民族复兴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都必须持续克服专制弊病。

而要祛除专制,关键又在于消除人治的封建官僚主义文化和专制主义历史惯性,在于以更大魄力祛除原教旨社会主义的暴力印记,真正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在此过程中,中共必须设法结合国情,循序渐进地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第五个现代化”落到实处,在政策创制和实践各环节适当引入民意,杜绝权力的傲慢和任性,迎难而上,继续努力化解弊病,以更透明更现代的方式依法施政,不能再为了方便解决问题和效率的考虑而忽略民意。

当然,民意可能存在非理性成分,考虑民意会增添治理成本,但要认识到,愿意倾听民意并积极回应,不仅是对人民的尊重,还是现代国家与社会治理应当付出的必要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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