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笔:邓小平文革后东山再起最应该感谢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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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76年4月“四五天安门事件”后被打倒,到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复出,再到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扭转乾坤,邓小平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即实现了复出与掌握最高权力。在这一系列事件的背后,谁是邓小平的“关键先生”,他最应该感谢谁?

1976年10月24日,中共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粉碎四人帮庆祝大会,天安门城楼上中共领导人的站位正是中共后毛泽东时代权力架构的体现。作为最高领导人的华国锋(左三)位于正中,两位毛泽东挑选的辅佐元老——代表军方的叶剑英(左四)、政府的李先念(左二)位于华国锋左右,华国锋的支持者纪登奎(左一)、陈锡联(右三)、汪东兴(右二)分居两侧,毛泽东时代深受信任的许世友(右一)位于最右侧(图源:VCG)

毛泽东身后的权力安排

自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的身体状况就每况愈下,对于身后事就开始着手安排,有意识地培养提拔一些年轻干部。比如说文宣领域的张春桥、姚文元,造反派起家的王洪文,军队系统的李德生,行政系统的华国锋。

在1973年的中共十大上,叶剑英、王洪文与李德生当选中共中央副主席,华国锋也当选政治局委员并随后兼任公安部长,再加上留任副主席的周恩来,以及次年复出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的邓小平,从而在中共党内形成毛泽东所谓的“老中青三结合”的权力架构。

可以说,这是毛泽东对身后中共权力架构的一种尝试。外界流传很广的,毛泽东曾找邓小平密谈,让邓小平出面做出文革是正确的结论,毛泽东则应允停止文革,被邓小平拒绝的故事,也反映出毛泽东对身后的布局。

邓小平在1976年被再次打倒后,在毛泽东的身后安排中,由四人帮文革新贵执掌意识形态,以保证毛泽东所开创的革命道路不会被否定,叶剑英作为军队老帅执掌军队保证国家的稳定,老革命出身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则在政府层面予以辅佐,华国锋兼任党政军一把手地位超然。在这一体制下,老革命与文革新贵相互制衡,华国锋则可以通过权术牢牢掌握最高权力,这样一套权力架构体现了毛泽东对中国历史与权术的深刻理解。

然而,毛泽东似乎忘记了一点,从出身来说华国锋与四人帮都属于文革新贵,其权威来源是毛泽东,双方必然会围绕毛泽东这一政治资源发生争斗,争夺毛泽东的解释权。同时,华国锋作为行政体系出身的干部,对李先念为代表的行政体系天然存在好感,缺乏军队资源又使华国锋不得不在军事上依赖叶剑英。

军队、行政系统的老革命们对于文革、四人帮态度如何,是毋庸讳言的。在这样的权力格局中,华国锋与叶剑英、李先念等老干部联合起来清除四人帮是迟早会发生的事。从而最终形成叶剑英、李先念辅佐华国锋的后毛泽东时代中共权力格局。

华国锋的昏招

当文革结束,尽管华国锋将文革的错误丢给了四人帮,但文革是有错误的这是不争的事实,那么文革中被打倒的老革命们就有可能是被“错误”打倒的,由此包括邓小平在内的被打倒的老革命们的复出也就是迟早的事了,这是华国锋所不能阻止的。更何况,在后毛泽东时代辅佐华国锋真正掌握实权的叶剑英、李先念等人本就是老革命出身,谁没几个老战友、老下级被打倒?

对华国锋来说,好消息是四人帮已经清除,他终于可以垄断毛泽东的解释权,利用毛泽东来为自己的权威背书。1976年10月底,华国锋的三条指示被传达全党,其中之一即是“凡是毛泽东点过头的,做过批示的,都要坚持”,华国锋作为毛泽东钦定的接班人自然也包括在内。次年,华国锋又亲自兼任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主任。

1976年10月底华国锋的三条指示,通常被视为“两个凡是”的先声。随后,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一场试图通过个人崇拜“造神”来增加华国锋权威的运动在中国展开。几个月里,涌现出了成百上千条赞扬华国锋领导的书籍与文章,大量歌颂华国锋的歌曲、诗歌被创作出来广为传播,中国全国上下有毛泽东画像处旁边必有华国锋画像相伴。曾为毛泽东大管家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一切荣辱实际都与毛泽东紧密相连,在后毛泽东时代亲近与拥护毛泽东钦定的接班人华国锋理所当然。因而在这场造神运动中最为积极,同时他也兼任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当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大上达到权力巅峰时,汪东兴也在中共十一大上当选中央副主席,达到一生仕途的顶点。

这一造神运动最高峰或者说最大的成果,即是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刊》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随后被《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以社论形式转载,提出了有名的“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通过“两个凡是”,华国锋既实现了以毛泽东的权威自己的领导地位背书,也显示出了自己毛泽东遗志忠实执行者的身份,将自己与毛泽东捆绑在一起。社论的最后这样写道:“最紧密的团结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紧跟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一切行动听从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指挥。”

华国锋的大搞个人崇拜,对于刚刚经历由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进而发展为文革的中国,尤其是那些在文革中几经沉浮的老革命们来说,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很难获得他们的认同与支持。中共党内不少有影响的领导人也不想看到个人崇拜,担心会破坏党内民主。更何况,在很多老革命看来,一个1938年入党的后生小辈,有何资本搞个人崇拜?

也就是说 ,华国锋之所以搞个人崇拜,在于个人权威的不足,希望以个人崇拜塑造个人权威,但个人权威的不足,实际又成为他塑造个人崇拜的最大软肋。尤其是在邓小平、陈云、叶剑英等众多中共元老与开国老将们仍在的情况下,资历严重不足的华国锋大搞个人崇拜,在很多人看来是“德不配位”,只不过是一场闹剧。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华国锋实际被剥夺最高权力,饱受批评的原因之一就是大搞个人崇拜。中共官方在这次会议的介绍中就专门提及:“全会重新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的组织路线,决定在组织上健全党规党纪,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反对接受和制造个人崇拜,加强集体领导。”在会议公报中还引用了华国锋的话,要求宣传部门“多歌颂工农兵群众,多歌颂党和老一辈革命家,少宣传个人”。

1976年发生的四五天安门事件是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的导火线与关键,也是文革后阻碍邓小平复出的关键,关键时刻老部下耿飚拿出了关键证据(图源:VCG)

邓小平复出的“关键先生”

1976年“怀仁堂事件”后,中共党内就有老干部提出恢复邓小平工作。在后毛泽东时代权力架构中辅佐华国锋的叶剑英、李先念,都支持邓小平复出,李先念在逮捕四人帮后不久,就去看望过正在北京西山疗养的邓小平,鼓励邓小平为复出工作做好准备。

然而,在1976年10月底华国锋发出的三条指示中,第三条就是“批四人帮,不能给邓小平翻案”。华国锋也给出了这样做的理由: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反革命事件)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都是毛泽东定的,所以一个也不许动。

从华国锋的逻辑来看,邓小平因为是毛泽东生前钦定所以不能翻案,邓小平之所以被钦定在于“四五天安门事件”,也就说如果要从逻辑链条上动摇邓小平不能翻案的关键在于“四五天安门事件”。关键时刻,一位邓小平的老部下打破了僵局。

据傅高义《邓小平时代》披露,1976年12月12日,时任中共中央联络部部长、“怀仁堂事件”后受命主管宣传工作的耿飚给叶剑英去信,在信中附上了一份材料,“证明‘四人帮’篡改天安门事件报告中的证据,欺骗毛主席和党中央。”

叶剑英认为这一证据非常重要,应当为“四五天安门事件”平反,由此阻扰邓小平平反的最大障碍被消除。拿到这一关键证据后叶剑英如何操作,傅高义并未披露,但两天后邓小平被重新获准看中央文件,1976年1月6日中共政治局会议决定适当时候让邓小平重新担任一定职务。

一个月后,华国锋提出了“两个凡是”,邓小平复出再次受阻。在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看来,两个凡是不仅堵死邓小平等一批老干部的复出之路,也使一些参加“四五天安门事件”的人无法得到平反,一些冤假错案无法纠正。由此,邓小平的复出又与两个凡是挂钩,成为争论的中心。

3月,毛泽东去世后中共第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上华国锋就为何继续批邓做了解释,并试图避谈四五天安门事件,然而他并不具有毛泽东那样权威。中共元老陈云在分组讨论时,称邓小平与天安门事件无关,“完全拥护”邓小平复出“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并认为这是“完全正确、完全有必要的”。另一位中共元老王震,还引用了毛泽东的话——“邓小平思想政治强,人才难得:他是个能干的战士,坚决反对修正主义”,来支持邓小平复出。

两位中共资深元老的发言,在会上引起很多与会者的共鸣。尽管在汪东兴的干预下,陈云与王震的发言并未收入会议简报,但通过种种途径广为流传。华国锋也不得不在会上表示,邓小平的翻案是正确的,在邓小平复出问题上做出让步,称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和十一大适合做出邓小平复出的正式决定。至此,邓小平的复出已经势不可挡。与此同时,邓小平也在给华国锋、叶剑英等的信中,表达了对华国锋的拥护,华国锋又将这封信下发到县一级,从而为华国锋的让步提供了台阶。

1977年7月17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时职务的决议》,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7月23日,《人民日报》等以社论形式公布了这一消息,称邓小平恢复职务“体现了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愿望”。30日,邓小平自四五天安门事件后首次公开露面,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出席了中国与香港的一场足球比赛,“全场起立对他报以经久不息的掌声”。

不到一个月后的中共十一大上,华国锋的党中央主席、军委主席身份得到确认,从而成为中共有史以来第一个身兼党主席、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集党政军最高职务于一身的人。也在这次会议上,仍在世的中共十届中央委员175人中有59人落选,其中很多都是文革发迹的“新贵”,201位中共十一届中央委员中除19人外全部为1949年前入党的老干部。一进一出之间,近百位老干部重返权力核心,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解决文革遗留问题奠定了基础。

1979年植树节,邓小平(前排左二)与华国锋(前排右二)等中共领导人到北京郊区植树。此时邓小平已经掌握中共最高权力,但华国锋仍是中共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体现在站位上即是邓小平与华国锋位于人群最前,中共其他领导人李先念、习仲勋(邓小平身后两位扛铁锹者从前往后)则落后两人几个身位(图源:VCG)

邓小平与两个凡是的战争

中共十一大上,尽管邓小平已经恢复职位复出,但四五天安门事件仍未平反,两个凡是仍是中共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无论是于公打破文革意识形态束缚使中国社会走上现代化建设之路,还是于私平反包括四五天安门事件在内的冤假错案,解除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解救仍未平反的老战友、老部下,邓小平都需要扫除以两个凡是为代表的文革意识形态。

在邓小平复出前,1977年4月曾向华国锋、叶剑英及其他中央委员写信,提出了要以“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矛头直指两个凡是。由此,邓小平的“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成为当时对抗两个凡是清除文革意识形态的武器。

邓小平在复出后干什么,当时中共党内也有两种声音,一是担任总理辅佐华国锋,一如曾经的毛泽东与周恩来,还有一种声音是让邓小平出来当“领头人”。但邓小平既未选择前者也未选择后者,而是主动申请主管科学教育工作。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科教文卫都属于没什么职权的“清水衙门”,邓小平如此选择是为了让华国锋放心?在中共官方拍摄的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中,借由一位对政治极为敏感的《红旗》杂志女干部之口道出了缘由,科学、教育实际与意识形态紧密相连,文革中毛泽东能够放任邓小平整顿工业,但一涉及科教文化领域就被毛泽东打倒就在于此。

由科教领域入手,1977年当年邓小平就召开了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恢复了高考,知识分子与整个社会为之振奋,成为反对两个凡是的生力军。当胡耀邦1978年5月在中央党校内部刊物上刊发《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一文,并经由《光明日报》、《人民日报》、新华社转发,包括大专院校学生在内的知识分子阶层立刻响应并深刻参与其中,酿成了真理标准讨论的洪流。

尽管华国锋及掌管意识形态的汪东兴仍然掌握着权力,但其所主张的“两个凡是”意识形态,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面前节节败退。经过半年的讨论与争鸣,当两个凡是意识形态被消解,华国锋也就失去了最大的依仗。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主管意识形态的汪东兴受到严厉批评,被免去一切职务仅保留党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虚职,华国锋虽职务不变实际已经失去对中共政策的影响力,以邓小平为首的改革派全面掌权,中国由此走上改革开放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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