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站:郭树清不需要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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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曾经经历过热火朝天的毛泽东时代,亲眼目睹过反右、大跃进以及文革带来灾难的那一代中国人来说,任何摸样的政治运动以及运动式治理都会激起他们由衷的质疑与厌恶。

为响应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扶持民企的政治要求,北京时间11月8日,在接受中共党媒和中国官媒联合专访时,中国银保监主席郭树清首次提出银行对民企贷款的“一二五”。一石激起千重浪,其后,这一带有行政强制色彩的“输血”民企金融新政遭到持市场化改革观点人士的围攻与批判。甚至有批评者指,郭树清过去数十年来一贯的“改革派”也遭遇“人设崩塌”。

郭树清身陷舆论风口浪尖

相比此前中国央行行长易纲提出的金融纾困民企市场化长效机制,11月8日,中国央行党委书记、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在接受媒体联合专访时,为中国银行业机构提出了明确的行政量化考核指标。

“初步考虑对民营企业的贷款要实现‘一二五’的目标,即在新增的公司类贷款中,大型银行对民营企业的贷款不低于三分之一,中小型银行不低于三分之二,争取三年以后,银行业对民营企业的贷款占新增公司类贷款的比例不低于50%。”

“改革派”郭树清被批运动式治理(图源:VCG)

郭树清话音未落,即在中国舆论场引发广泛质疑与争论。质疑和反对者将批判矛头指向“运动式治理”、“指令性计划”,并声称郭树清从其原有的市场化改革立场上严重倒退。

在反对质疑者看来,“一二五”应作为指导性目标,不宜作为指令性计划。尤其重要的是,要坚持市场化原则,具体的项目和贷款应由市场主体根据自身资本能力和实际需求自主决定,避免从“不敢贷”“不愿贷”走向“抢着贷”“硬给贷”。批评者担心强行推行“一二五”金融新政,会再现2008年“四万亿”刺激下的“运动式放贷”,以及再度高企的银行坏账风险。

“一二五”目标对于大多数以中国国企和政府融资平台为主要信贷客户的银行来说,将带来挑战。有银行从业者直称,不同地区的银行所面临的客户差异化,银行的风险偏好也各不相同,“一刀切”的指标要求不利于银行的商业原则。

扶持民企成中国当下最高政治

中美贸易战前途未卜、中国民企上市公司股权质押风险集中暴露、中国A股低位震荡下跌、“民营经济离场论”持续发酵之际,11月1日,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召开高规格民企座谈会,重申所有制政治纪律,为民企大派“定心丸”。可以说,帮助民企渡过难关取得长足发展,业已成为中国当下的最高政治。

其后,为落实习近平政治“输血”民企号召,中共各级党政机构“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竞相出台扶持政策。

而在解决中国民企和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上,从中国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从金稳委、一行两会到金融机构,持续密集发声,纲领文件竞相发布,政策支持包括结构性货币政策、鼓励信贷倾斜、建立考核激励和容错机制、强化风险缓释等增信体系建设、鼓励发债、建立纾困基金等十余项举措。

中国银行业的现实情况,无论是5大国有商业银行,还是12大全国性股份制银行,都带有某种国有金融企业属性。危急时刻,中共打响扶助和“输血”民企的“全民战争”,中国银行业势必要“讲政治”,拿出“真金白银”来支持民企。

郭树清作为中国银保监主席、中国银行业的最高监管者,其行事逻辑首先是要符合其官员身份。并且,中国民企面临的水深火热危急局势,也不容官方有任何迟疑犹豫。

“中国的事情一搞一刀切,说话等于没有说”

目前呼声最高的民企融资难贷款难,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现行银行业贷款余额中,民营企业获得贷款仅占25%,而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超过60%。

其实中国政府内部并没有一个规定,要求银行优先贷款给国有企业,并在这一过程中将民企排除在外。但客观上要承认,相对于国企,中国民企的融资能力,由于它的规模、由于它在产业链中的位置,它的竞争力都要弱一些。

问题出在哪里呢?

在中国银行根深蒂固的观念里,它认为政府的导向是支持国有大企业的,这一或隐或显的政策导向在相当大的程度会变成某种政府背书甚至担保,如果贷款出了问题,政府会出面救助国有企业,而民企出了问题,没有人出面救助。为了防范金融风险,银行优先贷款给国企。

而中国目前这一银行与不同所有制企业关系的现状,其改变并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拒绝一些非常规行政手段,解决中国民企融资难问题就成了一句空话。这让人想到中国前总理朱镕基。

199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出现过热,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盲目上项目,在这一过程中银行贷款也起到推波助澜作用。为了刹住这股盲目投资风潮,以“经济沙皇”著称的中国副总理朱镕基祭出铁腕措施,要求银行停贷、项目下马。

面对纷至沓来的诸如“一刀切”的批评,朱镕基在一次会议讲话中直言,“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在报告里都重点讲了严格控制新上项目的问题。他们讲的是政策、是原则。我今天想给同志们提个忠告,就是暂停一年,一个项目也不上。有些同志不赞成我的意见,说是走极端、一刀切。中国的事情一搞一刀切,说话等于没有说”。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轮针对郭树清“一二五”金融新政的批评,矛头直指“运动式治理”,其隐含的批评目标其实不仅仅是郭树清执掌的中国银保监,在批评者看来,中国政府整个官僚体系此轮“输血”民企,都带有一定程度的运动式治理色彩。

尽管运动式治理因其内在缺陷受到诟病,但人们仍无法否定其现实合理性。见效迅速和相对有效性是运动式治理长期存在的合法性基础。这种有效性尤其表现为针对问题导向的有效性。另外,可替代性治理工具供给不足也是运动式治理长期存在的现实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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