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经界对话交锋 “红二代”秦晓现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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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无疑正处于一段将会持续多年的相对困难的历史时期。北京时间11月13日至14日,北京举办的《财经》年会2019预测与战略聚焦了一众金融、学界和从事相关领域工作的官员,发表了一些新奇甚至不失尖锐的问题。

参会者包括中国工商联名誉主席黄孟复、被称“红二代”的中国招商银行前董事长秦晓、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永好等人,分别谈及中国改革开放、中美贸易战、中国民营企业困境等热点话题。

秦晓坦承中国国企与民企之争的症结,表示“国企存在的本质是政府介入了市场,它不是作为一个中性的调控者或者监管者、基础设施的维护者,而是直接参与了市场竞争,不管怎么去描绘这个事情,它的本质就是政府直接进场。在政府进场的情况下,我个人以为,这些重要政策的决定是很难完全到位的。你说一视同仁,只要存在政府有自己的国有企业,那和民营企业的政策就很难完全一视同仁,良好的意愿可能做起来有制度上的障碍。

他还认为,“在溢价能力上,民企肯定溢不过国企,刘董事长(刘永好)他做大了,到哪儿都能得到会见,你这是民企里面凤毛麟角,你不是代表普遍的民营企业,我随便到哪个省,肯定是省领导见我的。民企在经营中的交易费用高,融资的溢价成本高,我认为是间接的,不是直接的,它是隐性的。这些差别不管是直接的、间接的、显性的还是隐性的,都和制度政策有关系。”

曾任中国税务总局副局长的许善达则指出国企和民企当前各自存在的问题。他指称,很多国有资本还沉浸在一些不一定非要国有资本去做的领域,另外还有一些只有国有资本才能做的事情,资本金又严重不足,借债又导致负债率很高。股市上有很多民营企业用股权质押,有的企业质押的股权达到80%、90%。有的是把钱投在了正在发展的领域,也有的是做了一些跟主业没有关系的东西。

可见,经济与金融的调整不应仅限于降杠杆。许善达认为国企与民企自身调整产业布局也是改善中国经济困境的重要方面。

姚洋则指出了之前中国政府去杠杆过程中出现的两个问题,一个是“降杠杆太猛了”,中国经济是一个带病长跑的病人,现在把它按到床上开始动手术,也不输血,这个病人就会失血死掉;另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是“用宏观经济政策来代替改革”,并认为这些年改革喊的调门很高,但实质性的改革几乎没有

姚洋表示,“国有企业平均而言,仍然是我们国家资金最雄厚、技术力量最雄厚、产品创新有竞争力的企业,问题在于,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不善,没有一个很好的经营机制,如果让民资进去,再大胆一点,让民资控股,改变国有企业内部的管理机制,我们才能真正把国企做大做强。这意味着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就是国有企业的改革,应该是从管理企业到管资本,把企业的管理交给社会来做,在中国这块大地上,无论谁来管理这个企业,仍然是中国的企业。按理说改革开放40年,这个问题早应该解决了,所谓的姓社姓资的问题,我们没有必要在今天还在纠缠这个问题。

另外,姚洋还对中国银保监主席郭树清早前要求大型银行对民企贷款不低于1/3的新政政策发表了不同意见,“民营企业绝大多数都是中小企业,中小企业的风险就是高,银行就不该给他贷款,这一点是很清楚的,全世界都是这么干的,为什么到中国一定要逼着银行给中小企业贷款呢?”“银行用百分之八九的利率给中小企业贷款,不能覆盖他的风险,只好想别的办法,把这个钱要回来。与其这样,还不如让我们的银行有风险定价的权力。”

不过,黄孟复则对金融系统有所警惕,他在讲台演讲时说,“今天这里有很多都是金融界的官员、专家、前辈,应该说金融是经济的血液,它不是抽血机。但我们看一看,从上市公司的报表中多年反映,几十家金融企业盈利额就是几千家上市公司的一半。中国的利润为什么这么多都集中在金融企业里,而企业的贷款难、贷款贵的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

因此他认为,“金融系统的改革落后于经济体制的改革,所以金融系统的改革应该加速。”

此外,黄孟复还表示,“在困难的时期要度过困难应该谁来痛呢?从职工、企业和政府三方面来看,我们绝不能让职工痛,不能减职工的工资,不能解雇职工,我们要和员工一起共度难关,所以员工的福利待遇不能动。企业也很痛,成本的上升,利润的下降,如果再让企业痛下去,这个企业很可能就保不住了。所以最重要痛是谁痛?肯定是政府痛,政府要减税减费减到痛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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