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突然全方位力推“党支部” 解读习近平的真实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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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电商巨头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的共产党党员身份,以及中共发布的《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中,关于包括中国民营企业、外企等在内的所有企业以及其他行政和社会组织、社区、学校、科研院所、军队等基层组织设立“党支部”的规定,同时引发外界关注和热议。

两个月前,中国商界被“民营企业退场论”和“分享民企利润”等偏激言论搅得焦虑不安,后又经中共高层多次表态支持,中国民营企业才被安抚下来,现如今中共出台这一条例,很多人担忧这种“中共党组织”的扩张,会干扰民企、外企的独立性,乃至走回改革开放之前的集权社会,加强社会控制的老路。

然而,中国社会对此条例的颁布十分平静。在他们看来,这只不过是对此前一直持续存在的事实的规范化而已,并不会有太大的影响。有许多企业早在很多年之前就已经自动建立了“党支部”,乃至有的民企老板本人都加入了中共,譬如王健林、马云。这在中国似乎已经司空见惯。

中国电商巨头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被中国官媒披露了共产党党员身份(图源:VCG)

那么,中共若并非外界担忧的那样,为何要在这个时候颁布这个条例,为何在这个时期如此看重“党支部”这个中共基层组织的作用,以至于首次颁布专门性的文件?

在长期观察中国政治的人士看来,巩固中共基层党组织,更多是中共在新时期提高中共政治领导能力、进一步整合失序的中国基层社会的一个步骤,同时也是规避执政风险、巩固执政基础的努力。

当然,它依靠的主要体制性力量除了外显而固化的行政官僚体制之外,还有一个一直存在但已被历史严重弱化了的“党支部”组织。

党组织在中共建政早期是建构国家、整合社会力量的支柱力量。

在毛泽东时期,中共以党建政,再以国家政权的力量组织社会结构,实现了以政党为中心的国家社会一体化,完成了对社会的有效整合。其中在这个政社一体化体制中,最核心的组织单位是以中共党组织为中枢组建起来的行政体系,这种行政体系囊括了所有的生产生活过程,甚至几乎所有人都从属于不同类型的组织关系。

其中,“党组织”的基层单位就是“党支部”,外围组织即群众性团体和一些外围联络及统战组织。在一体化的体制中,政党和行政力量作为国家权力对社会具有绝对的控制力,具有极强的社会动员和整合能力,但也严重窒息了社会活力,助长了极权主义。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后,政治权力不再垄断一切社会力量,市场化的发展打散了传统的一体化社会结构,经济、社会开始从政治中分离出来,多元分化的新兴经济因素逐渐成为独立于国家权力的力量,社会不再是仅仅依附国家政权,反而成为某种决定国家合法性的来源。

社会的认同成为国家的合法性基础。国家必须有效地服务于社会,有效地治理社会,最终将社会整合为一个共同体,才能获得认同。执政党必须能够将分化的多元社会在一个新的政治框架下进行有效整合,才能形成一个稳固的执政合法性。因此,新时代的条件下,执政党要实现对社会的整合,就是把利益分化的多元社会整合为一个和谐统一的社会共同体、政治共同体。

但经历毛邓前后三十年的正反面教训,中共也意识到,这种整合必须与建政初期的方式不同,不能再是用政党力量将国家社会整合为同质化的统一体,也不是用政党组织取代社会组织,不是以行政力量干预经济运行,而是发挥政党的轴心作用,构建包含社会多样性的有机统一体。这就需要中共政党变革自身的组织体系,将经济、社会力量统一在法治化、民主化、现代化的国家框架下,形成一个中心、多个层次、多个维度的有机网络结构。

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在新时代新形势下更为突出,经济、社会、政治都在不断地多元化、民主化,民众的民主意识、自主意识不断生长,新旧经济结构、社会力量彼此冲突,思想观念彼此碰撞,要统合如此复杂庞大的分化社会,如果没有一个整合性的主导力量,社会必然走向分裂、瓦解、动荡。

在中国现实条件下,可供选择的方式并不多,革新执政党的组织结构,提供其领导能力和治理能力,是实现社会稳定、国家建设的有效途径。但这面对新的复杂社会形势,政党要保持核心地位和凝聚力,并非易事,除了硬性的约束,还需完善政党的自身建设,比如通过参与社会治理、服务社会建设、培育社会发展,来扩大社会基础,凝聚社会认同。

根据中共的既有思路,在新时代主要是从三个层面完善政党建设,实现对社会的整合:巩固中共的基本组织,即党组织,包括基层党组织(党支部),这被视为领导和支撑中国社会的核心力量;其次是完善中共的外围组织,即中共的群众性社会团体(群团组织),以巩固执政的社会基础和阶级基础;第三,构建完善中共的联系组织(统战组织),发挥整合多元社会力量的能力,达到求同存异之成效。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此次对“党支部”的规范化文件应该是这个大的政党建设和社会整合方案中的一部分,它既是中共一直在做的事,同时也在新时代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意在于提高、巩固长期以来一直未受重视或已经严重弱化、虚化了的中共基层组织的社会凝聚力和影响力,以实现对多元化的社会的整合和凝聚。

这种整合是新时代的整合,更多是一种软性的影响,而非传统计划体制下的行政控制,而且基于市场化经济时代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趋势,中共并非寻求也无法做到如同建政早期计划体制那样全面控制社会。

当然,中共党组织的重组也需要避免此前形式化和官僚化的弊端,也不能重蹈计划时代的覆辙,窒息社会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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