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攻美梦受阻 中美共同防御条约成蒋介石的双面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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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12月3日,第一次金门炮战(台湾称九三炮战)的硝烟刚散去不久,退守台湾的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叶公超,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1888-1959年)签订《中美共同防御条约(Sino-American Mutual Defense Treaty)》,该约承诺双方订立反共的军事同盟,暂时让台湾在美国的羽翼下获得喘息。

1954年,叶公超(前排握笔者)与杜勒斯(前排左)签订《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图源:中央社)

但是,由于条约内文将“中华民国”的领土范围限定在台湾与澎湖两地,而蒋介石当时尚且控制的闽浙沿海岛屿、与其意欲反攻收复的大陆全境,仅留下“共同协议所决定之其他领土”一句模糊的解释,形同法理上拒绝承认国民党政府对大陆和现有岛屿的领土主权。另外,美国要求台湾军队的行动需先向其咨商:“缔约国双方共同努力与贡献所产生之军事单位,未经共同协议不可调离第六条所述之领土(台澎)”,等于若没有获得美国同意,台军禁止向台澎以外地区调动,彻底剥夺蒋介石反攻大陆的主动权。这让蒋介石气愤难平,但不依赖美国就无法苟安的现实情势让他没有太多选择,只能痛斥“此种苛刻之无理要求,无法忍受,但此协议又不能不速订立……弱国被侮如此,能不自强求存乎?”

早在签约之前,美国就于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时以“台海中立化”为由,一面阻止解放军渡海攻台,另方面禁止蒋介石反攻大陆,并屡次游说蒋介石放弃金门、马祖、浙东岛屿等处,企图造成两岸地理与事实上的分离,但均遭蒋反对。即使1953年新上任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Dwight David Eisenhower,1890-1969年)宣布解除“台海中立化”后,仍要求台湾不许以战斗机攻击大陆,若有超过500人规模的军事行动、需事先通知美国在台军事援助顾问团,实质上依然拴住台军的行动。根据曾参与经国号战机研发的台湾空军二级上将华锡钧(1925-2017年)回忆,当国民党于1949年刚退守台湾之初,台军若没美国的支撑,战机根本没有足够的油料可以升空。而1951年大规模的美援到来后,台湾各方面对美国的依赖更深,故对美国欲在条约内明目张胆的将台军纳为附庸,尽管有所不满,但却毫无反击能力。

只是美国的要求,对主权的伤害实在太大,因此台湾希冀将限制台军行动的内容改放到换文而非条约正文中,以减少对人民的心理伤害,并请求美国勿公布换文内容,然而,仍被美国以“得经过国会同意”为由拒绝。由于在谈判条约时,台湾知情的高层人士仅有蒋介石、副总统陈诚、驻美大使顾维钧、叶公超、行政院长俞鸿钧、外交部政务次长沈昌焕等人,军方和其他府院官员完全被蒙在鼓里,因此如何说服内部其他人士不要訾议条约,成了蒋介石的一大难点。

主导条约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礼车上左立者)于1960年访台时,与蒋介石一道接受民众欢迎(图源: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当约文大致达成协议后,台湾外交部向国民党内部提出说帖解释称,由于外岛战事与反攻行动都得经美国的同意和支持,故条约与换文“并不增加我国的承担,也没有超过我国因事实上的需要而所受的约束”,无奈地道出无论有没有条约要求、现实就是得受制于美国的窘境。代理外交部长的沈昌焕为了消弭可能的不满,还向台行政院声称,在条约内争取到涵盖日后收复失土的用词,比《美韩共同防御条约》更有利,且换文不是条约的一部份,台湾若要紧急自卫不需向美国咨商,其余协商则显示台湾与美国的“密切合作”,且双方在各自领土调动军队都负有向彼此协议的义务,不是只有台湾需守约。不过,考虑到台湾与美国力量的悬殊对比,想要将“共同协议所决定之其他领土”扩展到蒋介石梦想的大陆全境,无异是天方夜谭。且条约规定的双方“共同努力与贡献所产生之军事单位”,美国并无和台湾合作产生的军事单位,但台军却几乎都接受美军顾问的节制或援助,因此只有台军得单方面的征询美国,美军却毫不受限,明明白白地是项不平等条文。

等到12月28日至29日,俞鸿钧接受立法院质询时,立法委员们可就没那么好忽悠。杜光埙质疑条约“对我们不利的都订上了,对我们有利的为何不力争”。赵惠谟对领土范围颇感不快,称“自由中国是指整个中华民国”、“绝非仅指台湾”,并指出立法院要代表“四亿五千万同胞”打回大陆,“绝不要和他们咨商,不能给他们控制,假使美国有限制我们的意思,我们有力量要废止这个条约”。王德箴更痛斥该约的防御性“是违反我们国策的”,扬言反攻大陆“是我们分内的事”,与美国无干,“援助与否,是他们的事,他们没有权阻挠我们反攻,我们也没有和他们咨商的必要”,并质问俞鸿钧道:“他们不愿意,难道我们就不反攻吗?”

尽管叶公超曾乐观地声称“只要我们有了足够的力量,美国未必阻止得了我们反攻大陆”,可是光复大陆的梦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若无美国出力,台军根本无力守住台湾,更遑论进攻登陆。因此批评最激烈的王德箴,最后也不得不灰心地称:“但是在目前情况之下,有这个条约比没有好”。1957年与1958年,蒋介石甚至两度考虑卸下总统职位、打算“以在野革命领袖名义”领导政事,“以便不愿违反中美协议自动反攻,又不愿违反民意永久孤守台湾,有愧职责,无以慰人民拯救之望”。

但蒋介石无论是否仿效过去自己三次下野、幕后仍实地掌控党政军务的情事,一切资源与军队的调集根本无法绕过美国耳目进行,故最后蒋介石也只能无奈的指示下属,尽力宣传条约的结盟意义,勿让人民联想到反攻受限。如立法委员延国符美化条约道:“精神上此约之签订已进攻至大陆人心”。面对周恩来等中共高层抨击该约侵犯中国,蒋介石还于1955年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振振有词地驳斥道:“祇看共匪头目对于这个条约叫嚣之烈,就可知道他们所受打击之深”,并宣称一旦开始反攻,将有95%以上的大陆同胞会拥护自己。沈昌焕也配合蒋介石,称大陆与苏联的攻讦,正是“显露他们的焦急和不安”。但这些粉饰之词终究遮盖不住台军遭美国以条约明文控制的事实,以及“中华民国”藉由牺牲正统性的代价,以换取在台湾生存下去。在外有美国掣肘,内有大陆成功试爆原子弹并逐渐掌握台湾海峡西岸海空优势下,蒋介石毫无决战胜算,其反攻大梦也因此只能停留在政治口号上,最后成为历史的陈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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